1880年，康斯坦斯・伍尔森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得知作家亨利・詹姆斯也在这里，感到异常高兴。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从1869年初次见识欧洲之后，多年来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旅游和写作，他1878年在罗马创作的一部描写一个卖弄风情的美国女人的《黛西・密勒》（Daisy Miller），在伦敦的《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上发表后，即赢得国际声誉，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坛名人顿时即对他刮目相看。康斯坦斯・伍尔森读过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对他不但很是钦佩，还喜欢研究他，甚至在《大西洋》月刊的“投稿人俱乐部”一栏上发表过一篇热情评论他作品的文章。她一直向往能与她认识，现在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在来此之前，她特地带来亨利・詹姆斯表妹密妮・坦普尔在纽约的姐妹亨里埃特・佩尔－克拉克的介绍信去见他。
亨利・詹姆斯是在1880年3月22日从伦敦乘船前往意大利的，途中在巴黎逗留了两三天，于28日到达佛罗伦萨，在阿尔诺饭店（Hotel de l'arno）住下，准备材料，创作他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Lady）。饭店的位置很好，从客房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阿尔诺河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着黄色的粼光。就在这里，亨利・詹姆斯见到了娇小的伍尔森小姐，虽然她已经中年，但身材苗条，一张鹅蛋脸，挺直的鼻子、阔嘴唇，头发也作过精心的梳理，但发现她在听他说话时显得有点耳背。
两人见面中互相的印象都不错，只是这次他们相处的时间不多，随后，伍尔森小姐去了英国三年，写她的小说《东方天使》（East Angels），亨利・詹姆斯则待在大伦敦郡的肯辛顿，而且又患了黄胆病。等他病后再次于1886年在佛罗伦萨见到伍尔森小姐时，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已经称她是“我最好的朋友”（my excellent friend）了，后又在郊外“贝罗斯伽多塔楼”（Bellosguardo）费尼莫尔租下的一所“布利柴里别墅”（Villa Brichieri）寓居。这时，亨利・詹姆斯在给他的名人朋友海约翰（John Hay）的信中承认，这位“高贵而可亲的朋友伍尔森小姐”，“她住的只有五分钟距离，我每隔两三天都去看她――常和她一起吃饭。”可见关系非常的密切，尽管不知道到如何程度，成为研究家和传记作家们探究的一个问题。亨利・詹姆斯最著名的传记作者利昂・伊德尔（Leon Edel）是这样说的：
“生活在蔚蓝的天幕和柔和的阳光烘托下的贝罗斯伽多塔楼，在挚爱的友人中间，他（亨利・詹姆斯）可以坐在宽阔的露台上阅读，或者在它宜人的玫瑰园中写作。它‘宽大的拱顶房间’让他有空旷清凉之感。有时，薄暮中，他在室外用餐，大概有费尼莫尔陪伴。他已经忘掉他的病：他有他所企望的隐私或交往。他已经发现一处意大利的天堂。”
在“意大利天堂”的几年的确是亨利・詹姆斯一生中创造力最旺盛的“意大利时期”，他在这段时间里创作出了《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1886）、《卡萨玛西玛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1886）、《阿斯彭文稿》（The Aspern Papers,1888）、《伦敦生活》（A London Life,1888）和《悲惨的缪斯》（The Tragic Muse,1890）等好作品，无疑与跟费尼莫尔一起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游览观光了许多地方、保持一个好情绪不无关系。其中《阿斯彭文稿》这部被认为是亨利・詹姆斯最好的中篇小说即是作家在游览佛罗伦萨时获得的素材、在“布利柴里别墅”写出来的。伊德尔写道：
“故事的构思写在他与费尼莫尔待在一起时的笔记本上。一天，在佛罗伦萨，他找了（英国女作家）芙农・李（Vernoon Lee，真名是Violet Paget）和她异父/母兄弟，去见了甘巴伯爵夫人，夫人是一位托斯卡纳诗人的女儿，曾嫁给拜伦最后的依恋（attachment）泰蕾萨・圭奇奥利的侄子。她告诉詹姆斯说，甘巴家有很多拜伦的书信，都是‘令人震惊和不能发表的’，于是詹姆斯对他密友格蕾丝・诺顿（Grace Norton）喊叫说：‘她会放胆烧掉一些的！’当（英国诗人）李－汉密尔顿（Eugene Lee-Hamilton）告诉伯爵夫人说，公开拜伦的文件是她对英国文学的责任时，她非常生气。‘这（公开）是对英国公众的补偿，’詹姆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
“甘巴伯爵夫人离开之后，李－汉密尔顿跟詹姆斯说了一桩有关拜伦的传言产生的轶闻。有一位居住在佛罗伦萨的高龄女子玛丽・简・克莱蒙，或者如她自称的克莱尔・克莱蒙，是玛丽・雪莱的堂妹，一度是拜伦的情妇，生有他的女儿阿丽格拉。在她去世之前的某个时候，他的一个房客，一个叫西尔斯比的波士顿船长，非常热爱雪莱。西尔斯比早就知道克莱尔・克莱蒙藏有雪莱和拜伦的某些文稿。她尽一切努力要得到这些东西，终于在藏有文稿的每座房子里都曾住过。故事说，他从不冒险离家一步，怕克莱蒙小姐在他离开的时候死了。轶闻的另一个版本说他曾不得不去美国，而她正是在这个时候――1879年死的。和她住在一起的是克莱蒙的一个大约50岁的侄女，她对这位粗壮结实的船长早就产生钦佩之心；当西尔斯比急促回来看他能否获得这些文稿时，这个侄女就对他说：‘我会把所有的书信都给你，只要你愿意和我结婚。’李-汉密尔顿说，西尔斯比还是走了。
“詹姆斯把这段轶闻的梗概写在他1887年1月12日的笔记上。让他迷惑的是克莱尔・克莱蒙竟活到他的时代这个想法；他以前还像传奇小说中那样常常从她的门前经过呢。‘这无疑是一个小小的主题。’詹姆斯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
‘两个衰弱不堪、古怪可怜、失去名望的英国老妇人，带着所拥有的她们最珍贵的著名书信，在一座外国城镇的她们那发出霉味的一角，一直生活在陌生的一代人中。’”
“那个男人愿意付给这老妇人，书信的享有者一笔金额，作为换取这批文稿的代价，真有意思……”
轶闻中主要的几个历史人物，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泰蕾萨・圭奇奥利伯爵夫人（Countess Teresa Guiccioli,1801-1873）是意大利东北部的拉韦纳（Ravenna）人，具有非同寻常的古典美，据说很像意大利雕塑大师安东尼奥・卡诺瓦所作的《海伦》。英国大诗人乔治・拜伦第一次是1818年1月25日在威尼斯奥尔布里兹伯爵夫人的府邸见到她。这年她19岁，结婚才一年，丈夫亚里山德罗・圭奇奥利是意大利的一个富有的贵族，58岁，已结过两次婚。当拜伦在1819年4月2日或3日第二次在本佐尼伯爵夫人家见到她时，这个温柔文静、爱好诗歌的女子便与他谈论但丁和彼得拉克的诗。随后他们每天见面，拜伦开始为她写情诗《献给波的诗》（Stanzas to the Po），此诗于6月1日完成。三个月后，泰蕾萨怀孕了，后来他们还常见面，在她回拉韦纳之后，拜伦也常去看她。克莱尔・克莱蒙（Claire Clairmont,1798-1873）是哲学家威廉・葛德温1801年结婚的第二个妻子玛丽・简・维埃尔・克莱蒙（Mary Jane Vial Clairmont）与一个姓名不知的男人私生的女儿。葛德温第一个妻子是以著述《为女权辩护》而闻名的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在1797年生下玛丽之后，便死于产褥热。克莱尔只比玛丽小八个月，所以还算是她的妹妹，后来玛丽与诗人珀西・比希・雪莱结婚后，外出时常带着她。
克莱尔・克莱蒙1816年主动给拜伦写信，向他表示自己“怀着一颗跳动的心向你供认她已经多年的爱情”；随后成为拜伦的情妇，并给拜伦生了一个女儿。但拜伦对她并无真正的情感，声称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她”，只是因为这个18岁的少女整天24小时跟在他身边，才有这么个孩子。
克莱尔・克莱蒙一直活到詹姆斯的时代。她后来主要靠雪莱在遗嘱中留给她的一万二千英镑为生，并和雪莱夫人玛丽通信至玛丽去世的1851年。1870年起，她移居意大利佛罗伦萨，在一个外国侨民的聚居点，与她的侄女波琳娜（Paulina）一起活到1873年3月19日去世。不过，拜伦的传记作者莱斯利・马钱德（Leslie A.Marchand）说：虽然“由于她与拜伦和雪莱的关系，她在晚年也成为传说中的人物，说她占有很有价值的（拜伦的）书信和文稿”，其实“她不可能有拜伦的任何书信，因为拜伦成心回避给她写信。”
而泰蕾萨・圭奇奥利伯爵夫人则确实有许多拜伦的书信。拜伦只对圭奇奥利伯爵夫人――他最后的情妇才真正动情。拜伦给她写过不少充满激情的信。在1819年4月22日的信中。大诗人写到：“有几次你跟我说，我得到的是你第一次真正的爱（love）――我向你保证，你会是我最后的爱（Passion）……在认识你之前，我在许多女人的身上，从没有一个感到有吸引力。现在我爱你，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女人了。”在8月25日以“我最亲爱的特蕾萨”开头的信中，拜伦又表示：“我爱你，你也爱我。……但是我更爱你，我不能终止对你的爱。/在阿尔卑斯山和大海把我们分开的时候，也记起我吧，但是它们永远不会，除非你希望这样。”
圭奇奥利伯爵夫人也深深地爱着拜伦，她甚至愿意放弃丈夫的遗产，与丈夫分居，住进拜伦的住所。在拜伦死后，伯爵夫人还以深切的情感写了一部回忆录《拜伦在意大利的生活》（Lord Byron’s Life in Italy）。
看来，“那个男人”看错了人。这个叫爱德华・西尔斯比（Edward Silsbee）的波士顿船长是一位收藏家，尤其对拜伦、雪莱的文物情有独钟。他听信旁人传说克莱尔・克莱蒙藏有这两位大诗人的文稿，设法找到了她，并为她的侄女波林娜爱上……
亨利・詹姆斯捕捉到这个“小小的主题”后，把故事背景从佛罗伦萨移到威尼斯，写成一个中篇小说。情节十分富有戏剧性，它描写一位酷爱收藏的美国文学评论家，不远千里，奔往意大利威尼斯，为的是去寻求大诗人阿斯彭生前写给他情妇的一批珍贵书信，并得知这批书信如今正在这位老妇人的年轻的侄女的手中。评论家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与这位书信持有人对话的机会，但不想她却将这些珍贵的文稿焚于一炬。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两个出人意表的高潮：老妇人朱莉安娜发现故事讲述人想打开她的书桌时那双“像用煤气灯对一名被逮住的窃贼突然射出一大道亮光”（主万译）的眼睛，和她的中年侄女蒂娜向故事讲述人表示如果他能成为她们家的一员，“凡是我的东西也就是你的”时，对方吓得逃出了宅院，此类转折性的描述显示了作家在表现主题上极其高超的技巧。
《阿斯彭文稿》最初发表在1888年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同年稍后与另两篇小说一起出版。
小说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947年，《阿斯彭文稿》被改编成电影，易名《丢失的瞬间》（The Lost Moment），苏珊・海沃德（Susan Hayward）扮演蒂娜小姐，罗伯特・卡明斯（Robert Cummings）扮演故事讲述人。1954年，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洛在读过《阿斯彭文稿》后，欣赏之余，模仿它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贡萨加手稿》（The GonzagaManuscripts）。1962年，著名导演迈克尔・雷德格雷夫（Sir Michael Scudamore Redgrave,1908-1985）将《阿斯彭文稿》搬上戏剧舞台，在百老汇演出，由温迪・希勒（Wendy Hiller）和莫里斯・埃文斯（Maurice Evans）饰演主角，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次首演之后，该剧又多次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1998年，美国作曲家多米尼克・阿根托（Dominick Argento,1927-）还将《阿斯彭文稿》改编成歌剧，在达拉斯歌剧院（Dallas Opera）作世界性首演，受到广泛的关注。
《阿斯彭文稿》无疑有它永久的魅力，得感谢亨利・詹姆斯在佛罗伦萨获得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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