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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何以不能消灭瘟疫

2008-10-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蓉霞(本报书评人) 我有话说

《逼近的瘟疫》,[美]劳里・加勒特著,杨岐鸣、杨宁译,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39.00元

记得大学临近毕业时,一位同学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一门冷僻的专业:寄生虫学

。旁人不由得打趣道:这样的专业毕业后恐怕难以申请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言下之意,只有穷国才会面临寄生虫问题,人家发达国家早就摆脱了此等危害。可见公众(甚至还有专家)已经默认,人类有能力征服各式各样的传染病,需要的不过是金钱。这样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当我放下《逼近的瘟疫》一书时,不由得沉重地叹了口气。在某种意义上,瘟疫非但没有远离今天的人类(包括发达国家的人们),而且大有步步逼近之势。

当然,上述的乐观主义并非毫无道理。20世纪40年代问世的抗生素,使得过去许多致命的细菌性传染病不再可怕。1977年10月26日,世界上最后一例天花在索马里被发现。自此以后,天花成为绝灭物种(仅在实验室里保存供研究所用)。天花的根除用了11年,耗资3亿美元。人类有理由为这一成就感到骄傲。

下一个目标是疟疾。疟疾的中间寄主是蚊子,在DDT的强大威力之下,蚊子一命呜呼,疟疾发病率明显下降。1956年,据一位专家估计,不出十年,即可在地球上根除带疟蚊子。这正反映了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一位教授甚至如此对他的研究生说,我根本不该鼓励你研究医疗昆虫学,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领域。幸亏这位学生坚信,DDT不是最后的答案。还有一位严肃的学者也在关注此领域,她忧心忡忡地指出,“由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敌人――昆虫变得更强大了。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经毁坏了我们作战武器”。这位有识之士就是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作者。事情的进程正如卡逊所言。DDT等杀虫剂短期效果绝对明显,但长期来看,尤其当不加节制地滥用时,不可避免会导致昆虫产生抗药性。

说起来,杀虫剂的滥用还与上世纪6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绿色革命有关。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第三世界大量原来休耕或混种的土地,被改造为单一经营的耕地,以大量种植某种经济作物,遂导致害虫的大规模爆发。这是因为当多种作物同时存在时,它们的天敌――害虫也是多样化的,由于存在竞争关系,某一种类的天敌不致过度繁殖。然而,当这种多样性被单一种植的生产方式破坏之后,所谓的虫害就爆发了。农民的对策就是大规模使用杀虫剂。在杀死害虫的同时,益虫也随之遭殃。更糟的是,一旦害虫产生抗药性,更会大肆泛滥。

事实证明,杀虫剂不可能根除所有害虫。蚊子还会卷土重来,雪上加霜的是,甚至过去的特效药氯奎都不再有效,因为疟疾已产生抗药性。有些国家居然决定在食盐中加入氯奎,这使问题更加绝望。看来,世界范围内消灭疟疾的目标难以实现。回过头来,专家们才倍感天花之所以能够被根除,实在是因为天花病菌有其特殊性,这种成功具有不可复制性。

人类注定要与各种各样的病菌共存亡。从进化史的角度来看,细菌等微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一批居民,与它们的古老相比,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寿命不值一提。其实大多数的细菌都能与人体和平共处。新生女婴的阴道几小时后就能检测到细菌的存在,正是细菌的存在阻止了霉菌的侵入。不少细菌甚至还与人体建立了互助合作关系,比如肠道细菌。既然如此,流行病又从何说起?

其实各种病原菌泛滥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类:生态环境或宿主的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化。《逼近的瘟疫》一书开头介绍了玻利维亚出血热――这是一种由马丘波病毒引起的致命传染病,上世纪60年代早期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研究结果表明,该病毒通过成年仓鼠的尿液而传播。这一切又肇始于1952年玻利维亚发生的一场革命,动荡之后的当地民众突然发现生活没了着落,于是不得不砍掉马丘波河边上茂密的丛林以便改种粮食和蔬菜,此举改变了当地野鼠的生存环境,它们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新的食源――谷物。顿时,老鼠数量激增,它们一边偷吃粮食一边随意撒尿,无意间充当了病毒的使者,随即招来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这就是生态环境急剧变化所带来的恶果。也许读者会奇怪,为什么老鼠感染病毒就没事?小鼠确实死掉了,大鼠吃小鼠尸体,有轻微感染但不致命,大鼠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获得免疫力。这就是生物界的生存法则。

至于艾滋病的流行,则是宿主(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化的典型例子。据本书给出的专家看法,艾滋病毒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原本就存在于灵长类(包括人类)之中,但感染和发病率极低,基本上不构成危害。事情的转折在于人口的迁移,尤其是从偏远农村地区向非洲城镇的迁移,一旦病毒来到城市,随即面临一个崭新的环境,由于城市人口性行为的特点,再加上静脉注射毒品,血液制品的传染,还有同性恋,等等,艾滋病毒随即进化成为一种凶险的致病源。

正因为传染病的爆发是生态环境及人类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所致,所以瘟疫的问题就与人类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有关。为何非洲的各种病原菌层出不穷?当然这与非洲作为热带雨林的物种丰富性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与非洲动荡的局势、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以及战争等因素有关。本书以诸多事实强调这一点,引人深思。

关于什么是科学及科学精神,作者不着具体一字,但在字里行间却有很好的回答。1976年7月,一群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在费城的四个饭店聚会,结果爆发一场莫名其妙的急性肺炎,甚至有人死亡。究竟是什么病原菌在作怪?大众期待媒体通报专家给出的答案。但科学家并不是神,他们也要通过艰苦的实验摸索才能给出答案。直至1977年1月,才最终探明原来这是一种隐藏于空调管道之中、从前不知道的细菌在作怪。行政部门要求实验室专家赶紧公布结果,因为美国人民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但专家坚持应当通过一个科学杂志来发表这一结果,即便因此会拖上6至9个月,这是为了维护科学的严肃性。纯正的科学拒绝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疾病控制中心下属的刊物正好4天后可以出版,于是,专家同意将结果发表在该刊物上,双方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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