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浙江省不仅在党的十六大以来统筹城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改革开放30年间“三农”问题相对缓和、城乡关系相对协调，这是不是与浙江省特殊的工业化路子相关？
邵峰：这是一个颇具浙江特色的问题。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和
第一，“全民创业”。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代创业者几乎是各类资本所有者（地主或贵族）的情况相比，浙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代创业者是普通的农民，甚至是贫穷的农民。之所以普通的农民能成为工业化的创业主体，这与浙江农村工业化若干“小”与“大”的“哲学”相关。一是“小商品、大产业”。以生活日用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生产，因投资门槛低、技术含量低、需求规模大、就业容量大、市场空间大，成为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创业的首选领域，而众多农民创业使小商品生产成了农民就业增收的大产业。二是“小企业、大集群”。以小企业为主的组织形式是资本稀缺的农民投资创业的必然选择。众多农民在同一区域内围绕某一特色产业，创办了众多小企业，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个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区域性企业群体――块状经济。浙江现有块状经济600多个，其中产值超亿元的有近400个，这是最引人注目的“浙江现象”。三是“小市场、大流通”。曾经在80年代走南闯北、褒贬不一的浙江百万“供销大军”是小企业为销售产品、开拓市场的重要形式，这种销售形式很快被政府主导下兴办的一个个专业批发市场所替代。这种专业批发市场不仅为众多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共的营销平台，省去了企业的开拓市场的事务和费用，而且大大拓展了产品的市场空间。2007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场4096家，总成交额达9325亿元，其中成交额超十亿元的市场有133家。四是“小城镇、大平台”。城市是发展工业的理想的场所，然而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农民无缘城市，而门槛很低的小城镇则成了农民创业就业和集聚落户的大平台，也成了联结城乡、沟通城乡的大通道，由此也使浙江的城市化走上了以发展县城和小城镇为主的“网络式”城市化路子。五是“小资本、大合作”。农业剩余是农民参与工业化的第一笔资本。改革开放初期，在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交足国家、留足集体、剩余归己”的分配制度下，农民将农业剩余的“剩余”就地转化为工业化的资本。然而，农业剩余由于积累慢、数量少，单个农户力量仍不足以创办企业，于是弱小农民就以股份合作形式联合创办企业。浙江因此成了股份合作制的“故乡”。六是“小金融、大服务”。为了进一步弥补农业剩余积累慢、数量少的困难，在农民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情况下，农民利用率先创业者的闲散资金，发展民间金融服务，大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通过资金互助服务走上了创业发展之路。这些“小”，使得农民群众能够广泛创业和充分参与；而这些“大”，则是率先创业者带动广大农民创业的结果，迎合了市场经济的竞争要求和发展需要。30年间，浙江有几百万的普遍农业劳动者变成了现代产业的投资经营者，有上千万的传统农业生产者变成了现代产业的劳动就业者，造就了一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创业大军，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格局。
第二，“县域经济”。发达的县域经济是最耀眼的“浙江现象”。有人说，浙江人富，首先是浙江农民富；浙江有实力，首先是浙江县级有实力。这是人们对浙江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民富县强”状况的真实写照。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农民群众广泛而充分创业就业的结果必然带来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不仅促进了县域内经济总量、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促进了县域内城乡的统筹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这是浙江与全国相比，城乡关系相对融洽、“三农”问题相对缓和的最重要原因。县域经济的历史功绩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市场经济发展。浙江的县域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和计划体制框架中发展起来的。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和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得农业剩余加速增长，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不甘贫穷的农民在农村内部就地转化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发展了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在这个过程中，原料的获得、要素的组合、生产的组织和产品的销售等各个环节，农民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县域经济的市场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浙江城乡经济全面走上了市场化的轨道。二是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导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形成了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始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不断优化。县域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全省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可以说，全省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向“二、三、一”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县域产业结构的这种转变。三是推动了就业结构优化。城乡分割的体制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工业化门外，而县域经济的发展则使农民越来越多地转移就业。这不仅减轻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也为外省农民来浙就业提供了较多机会，如今的浙江不仅70%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化，而且常年在浙就业的外省农民就多达1200万人。四是推动了城乡结构优化。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县城和小城镇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农民随着职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居住也逐步向城镇集聚。2007年浙江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7.2%。五是推动了“三农”问题解决。在城乡分割的体制框架下，由“三农”支撑起来的大中城市及其城市工业化却难以带动“三农”的发展。而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不仅吸纳了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和1/3农村人口进镇落户，还自80年代初以来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以工补农、政府主导下的以工哺农、市场化的投资建农，到吸纳农民就业、给予就业者的社会保险与技能培训、无偿捐助回报家乡，带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加速转变、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加速变迁和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现代工人、现代市民的加速分化，形成了县域内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发展机制和工农联动、城乡互促的统筹发展格局。可以说，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演进过程，既是“三农”不断支撑和贡献的过程，也是“三农”不断被反哺和带动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浙江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县域内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一直处于比较协调的状态中。
第三，“政府放权”。改革开放30年间，浙江的“政府放权”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让农民成为发展的市场主体。浙江国有企业数量少，这就使得政府把引导和支持农民参与工业化作为自身的主要工作，而农民因此有了强有力的“靠山”和“后盾”。在浙江，农民是最自由的，农民最早被允许搞二三产业和个私经济，当时的一句“可以，可以，也可以”充分反映了政府对农民群众的放权。同时，政府积极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发展环境，打造服务型政府、效率型政府，为农民群众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各种服务，仅“十五”期间先后开展的三轮审批制度改革，就有2621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被相继废除，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从3251项缩减到630项，全省101个市、县（市、区）都建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是省级政府充分信任县级政府，让县级政府成为发展的责任主体。长期以来，浙江一直坚持“省管县体制”，并通过90年代以来相继实施的四轮“强县扩权”，使“省管县体制”从开始时的财政体制逐步拓展到经济社会管理体制。1992年赋予13个经济强县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外商投资等方面的审批权限，1997年赋予部分经济强县11项地级市政府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赋予20个经济强县12大类313项省市两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2006年赋予义乌市地级市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通过这一系列扩权改革，县级政府服务发展的功能大大增强，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在“强县扩权”后，2007年浙江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则，赋予141个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强化中心镇政府农村科技、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职能。在政府不断扩权中，浙江的农民群众越来越多地步入创业行列，浙江的县域经济保持了30年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
读书报：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抓手，请问这一阶段的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有哪些特点？
邵峰：第一，条件更加成熟。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已全面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城乡关系正处于从“第一个趋向”向“第二个趋向”的转变的“拐点区间”上，正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好时机。同时，这一阶段“三农”问题更加凸显，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市民与农民差别不断扩大，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
第二，内容更加全面。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包括：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让农业成为适应市场激烈竞争和资源永续利用要求、持续致富农民的现代产业；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大力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稳定就业的产业工人和稳定居住的城市市民；统筹城乡居民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共享现代文明的现代社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广大农民老有所养、弱有所助、病有所医、幼有所学、贫有所济；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广大农民实现全面发展；统筹城乡社会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让农村社会和谐有序；统筹城乡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乡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让农民拥有平等参与社会、公平分享成果的权利。
第三，政府更加有力。如果说过去的“统筹”更多的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那么现阶段的“统筹”则更多的是要发挥政府组织的主导作用，实现城乡公共资源的合理分布和均等配置。这是执政者在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基础上的积极作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各级政府积极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着力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不利于“三农”发展的缺陷，促进“三农”更快地发展。制定和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增加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和统筹城乡兴“三农”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加快向农村辐射。
第四，合力更加壮大。过去的“三农”问题主要是促进农业增产问题，因此“三农”工作主要由政府的农口部门来承担。而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则是以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三农”整体发展问题，因此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承担“三农”工作。几年来，浙江省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各部门把“三农”工作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协调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推动农口部门跳出“三农”抓“三农”、农外部门跳入“三农”抓“统筹”，形成了合心、合力、合拍的统筹发展局面。同时，充分发挥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众多的优势，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以捐资捐物、出智出力等形式参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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