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说一处硬伤，在《让人不放心的“风雅”》一文中，杨先生写道：“还有‘当时上海大学有个教授叫施存统，他以一篇《非孝》赢得暴名，一时名驾瞿秋白之上’等缺乏依据的话，使
提到“拔高传主”，这是一个极难界定的话题。比如，几十年来，研究鲁迅的文章总不能算少吧，有多少“拔高传主”的文章谁统计过？进一步问，杨先生说喜欢读二李的书，但李辉笔下的萧乾，李怀宇笔下的周有光，就没有一点儿“拔高传主”的嫌疑？一位学者总不能仅仅做一些“口述历史”的工作吧，就算仅做口述历史，也总会有写个按语、编后之类的事儿吧。这涉及学术研究与个人喜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许是哪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难于避免的，何况是与传主有过交往。而在笔者看来，这类书，只要能列出真实的一手的大量的史料，纵然也会掺杂一些道听途说的想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硬伤，但对于文学史研究，终究是功德无量的。作为作者，对于提出问题的朋友，不仅不该怀恨在心，而且要对其真诚道谢，但这与对书籍的否定完全不能画等号。
实际上，杨小洲先生的文章谈了两个问题，即“拔高传主”与行文不够严谨。以我的理解，杨先生的主要目的还是前者，但或许是觉得前者缺乏说服力，便又将大量的篇幅放在了纠错上。客观地讲，《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中的硬伤确实不能算少，比如说杨先生所举的苏雪林的例子，这只能说明张昌华的文章还是不够严谨。（杨先生在文中与《曾经风雅》并列的陈学勇著《旧痕新影说文人》，与陈先生其他著作如《才女的世界》《寻访林徽因》《凌叔华佚作・年谱》等均已拜读，并未有过不严谨之感，陈先生曾就其新著《凌叔华佚作・年谱》封面上因责编不慎而造成的两处错误，两次致信笔者），然而为了与前面的“拔高传主”的观点相配，杨先生不得不一边批评其硬伤，一边又反对作者为著书所投入的精力。而不够严谨恰恰是用功不勤之过。
杨先生的矛盾，还体现在一边说“作者很可珍贵经历和资料，值得认真对待”，一边又怀疑书中“独家新闻”的可靠性。其实无论是硬伤还是一手史料，还是“为尊者讳”与知人论世，对于杨先生这样的明眼人都能分得清楚，若是一味地用老作者的走笔不慎，来否定其文章的史料性，则实在有失公允。比如张昌华还曾在《书窗读月》中，将王映霞题字“花香不在多”误写成“花色不在多”，在《曾经风雅》中，将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的讲演《诗人与诗》，错认为是《海滩上种花》（此错在《凌叔华佚作・年谱》中亦复出现，据笔者推断，原因均源自韩石山在《李健吾传》初版中的错误）等等，但这些均非不可容忍之过，更不像杨先生说的那样让人读后“感到可悲”，萧乾老不也在张昌华《书香人和》序中记错了苏雪林的年龄吗？
笔者以为，类似“风雅”的书确实很多，让人不放心的不在少数，但《曾经风雅》，大体上还是能让人放心的。
《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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