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评家的创作者》包含有350页的迄今未结集的福斯特素材（部分未曾发表过）与400页的编辑手记，意在满足学者及普通读者的需求。所谓的福斯特素材指的是其演讲笔记、随笔、广播节目稿与回忆录，横跨该作家大部分的成年岁月，包含着其从德莱顿到海明威的文学兴趣。编辑手记是为这些极为有趣但同时又纷繁复杂的素材提供的背景说明。《1929-1960年间福斯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谈话节目》包括福斯特在1930―1960年间作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主要书评家所供的稿件选编。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先驱与高雅文化的倡导者，他参与创建了“第三套节目”（在其死前两月停播）。他的播音风格与其小说节奏十分相似，有些文字稿――例如关于华兹华斯、奥斯汀、哈代和马克吐温的讲演――是对其杂文集《阿宾哲收获集》（Abinger Harvest,1936）、《为民主欢呼两次》（Two Cheers for Democracy）与身后出版的《王子的故事》（Prince’sTale）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而关于威尔斯（H.G.Wells,1866-1946）、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书评给人们描画出了20世纪30、40年代英国小说创作的轨迹。
除此之外，这两部书还有助于解开围绕着福斯特的一些谜团。例如，他为什么在1924年停止了小说的创作？作为劳伦斯、乔伊斯及吴尔夫的同时代人，他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若仅仅把福斯特放弃小说创作转向评论归因于才思枯竭，那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收录在《作为批评家的创作者》里的1958年的一次访谈能给我们许多暗示：“我已习惯于写那个旧式的世界，那些家园、家庭生活及其相对的平静。所有那一切都已逝去了，因此，虽然我能在思维里重新回顾那一切，但我已不能够付诸小说创作了。”当然，除了时代变迁外，他还在隐约地提到其他的因素。他的传记作者弗贝克（P.N.Furbank）曾说明他如何开始对描写男女之间的关系表示厌倦，想要去探索同性恋的生活与感受，但这在当时是个禁区（其1914年完成的小说《莫里斯》[Maurice]就是在他逝世后才出版的）。1924年后，他专门从事于这些“有伤风化”短篇小说的撰写，仅限在私下里流传。其中有一篇叫《伍拉科特医生》（“Dr Woolacott”），他认为是“我迄今所作的最好的一篇，而且与众不同”。因此，福斯特成为了专门对他人的创作进行批评性反思的作家。（王尔德即曾说过：“批评也可以是创作。”只是福斯特本人把创作与批评行为一分为二：创作是一种无意识梦幻般的过程，而批评需要自觉的努力）在其论文《色情与多情善感》里，他对当时的人们不能理解自己所关注的主题表达了担忧：“爱的对象有许多种，而那些不与艺术家的激情心心相印的人们将会对此反感。”
至于有评论认为福斯特的风格太传统不足以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认为他仅仅是维多利亚文风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只是在《印度之行》中才向不确定意识迈开了一小步，即刻又成为了局外人。我们注意到，在他描述关于不同文学时代的文章里，他指出了年轻作家的“对科学的好奇心”，及其向弗洛伊德学来的关于被肢解的人与向爱因斯坦学来的关于时间―空间的反复无常等概念。然而，作为批评家的福斯特在诗学与科学之间，显然更偏爱前者。他这样写道：“在文学创作时，我们最好以自然的方式去保留隐喻与类比。”一方面，福斯特希望小说能“写人写事”，但他同时也承认乔伊斯的那种写法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由此看来，他对所谓的现代主义是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诚然，哪有什么绝对的现代主义？
其实，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位移也不会有什么绝对的标志，不过是出现了些人物、提出了些概念、运用了些方法而已。70年代末，在英语世界出现的两部著作――《关于语法学》（Of Grammatology）与《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为后来所谓的“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扮演了定义性的角色。以上两书的作者是法国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德里达真是著作等身，而且其著述与出版越到晚年越是加速度，以致让他的忠实读者都难以应付。评论家们说90年代是德里达的“政治转向”或“伦理转向”期，尤其是从《另一个航向：反思今日之欧洲》（The Other Heading: Reflections on today’s Europe,1992）、《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of Marx, 1994）、《友谊的政治》（PoliticsofFriendship,1997）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类的著作在新千年后更是一本接一本地出，其收集在《恐怖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2003）里的关于911事件的言论至今还可能是关于那一天的最具批评性的反思。然后是2004年10月，他长眠了。但他一点儿也没让读者闲着的意思。他还有大量的作品有待出版。据估计，单单他的研究班课程材料就能出40大卷，该项目在今年年底将正式启动，先从最新的材料入手，即关于“野兽与君主”（“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2001-2）的研讨。似乎是作为这个庞大计划的先声，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两卷颇有分量的德里达论文集《心灵：对他者的发明》（Psyche. Inventions of the Other. Vol. One; 460pp., Vol. Two; 352pp.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该论文集收录了德里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8篇论文，让我们对这位当代法国哲学家的巨大成就及其影响有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崭新认识。其内容跨越诸多领域与学科，包括音乐、精神分析、文学、建筑与哲学。话题更是繁多，举凡发明的概念、隐喻的特性、译者的任务、通灵术、罗兰・巴特、海德格尔、莱文纳斯、福楼拜、机遇、弗洛伊德与爱伦坡、种族主义、原子弹浩劫、曼德拉、日语译“解构”的方法、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建筑师彼得・艾森曼、消极神学、性差异，等等。从以上几乎包罗万象（真正的全球化）的主题来看，说90年代的德里达著作有某种重要的政治及伦理的“转向”无疑是牵强附会，有误导之嫌。其实，要说“转向”，他的思想早在80年代就已深刻地“转向”，并且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着。书名“心灵”本身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本书的形式――在很多地方采用格言式的叙述方式，恰如心灵的一个小火花，贯穿在这760余页的文字里，也如同一个不断变换着的镜子，发射出全球的问题。我们向来对德里达的鸿篇巨制报以太多的热情，“心灵”似乎在提醒我们不妨用另一种方式去接近他，踩出一条理解这位理论大家的崭新路径。
最后，有条信息供读者备忘。有谁知道Google词源的来历吗？根据最近看到的一个材料称，它是一个数学术语Googol的变体。该词代表10的100次方，即无穷大的数目。显然，提出“让全世界的信息条理化”的谷歌的创始人是要表达自家的搜索引擎所希望达到的处理超海量数据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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