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西方人与清代宫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闭幕，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在会议上得到破解。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伯娅提出，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然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从此，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外交方式，逐步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廷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美国学者戴懿华（Melissa Dale）则提出，外国政府对慈禧太后的印象一直是负面的，但那些与慈禧太后进行过交流的外国妇女成为她的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并通过新闻界向西方读者为慈禧太后提供了更积极的形象。可见，慈禧与这些妇女建立关系的动机，不过是试图在外国列强中重建其公共形象的营销工具。美国学者河罗娜（Laura Elaine Hostetler）则近距离审视了《皇清职贡图》（乾隆下令编撰，描述了300多个不同的向清朝朝贡的民族），认为不同种族世界及其潜力的详细知识通过该书被整理与记录下来，挑战了目前学界的旧有观念，该观念认为，清朝一直持有以东方为中心的“中央国度”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黄兴涛提交的论文《乾隆朝廷与英语：中英早期交往的语言考察》，以详实的资料说明，早期乾隆一朝是不禁止中国人学外语的，将洋泾浜英语的历史提前了80年。
为期3天的会议上，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美、英、法、意、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西方人与清代宫廷”间的政治、外交、科学技术、思想观念、艺术等诸多领域做了深入细致的阐释与论辩。会议关注的对象既有清宫的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及慈禧等皇帝和帝后，又有来华的传教士、外交使节、公使夫人等；会上既有对于旧问题的新探讨，又有新论域的再开拓；既有对有关档案、资料的最新披露，又有旧材料的重新解读；既探讨了西学东渐，又讨论了中学西传。在研讨中，学者们不仅更多地了解了当时清廷对“西方”的“反应”，通过这种“反应”也得以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清朝的特征和西方的特性。
本报近期《文化双周》将刊登此次研讨会与会者的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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