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1982年秋天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常常利用课间休息，溜到三○○号教室楼后面的平房，看工人印刷《浮士德》，是我近距离观察印刷工艺的开始。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铅字排版印刷术正处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夜，看着码在木框子里的铅字被扎紧后，一幅幅地装上老式平板印刷机，就能咣当咣当地将整张大白
90年代初，电脑照排技术推广之后，报纸上的照片质量大大提高了。但书籍中随文跟图片的做法却没有随之流行，理由仿佛是，凸版纸的拉力或吸墨性能，和新闻纸不同。
我一直认为，我当时做的海军史研究，军舰和历史人物的图片一定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愿意收集并与读者分享这些已经远逝的动人场景。1990年初版《龙旗飘扬的舰队》，卷首所附的四页黑白照片，我是另托朋友帮忙，送到深圳电分制版，跟着别人的广告画册，用海德堡四色机捎带着印刷出来的。交给交通大学出版社装订的时候，编辑说印得真好。199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我忍不住向责任编辑潘振平提出，能否在文字中跟排照片？老潘当时还在编辑着一套贝特斯曼公司引进的彩色图书，是那种铜版纸精印的大开本读物，眼界开阔，也有尝试新鲜事物的锐气，所以同意尝试在普通纸张上随文印刷照片。不过那个时候，照片并不能自行扫描在移动硬盘里，交给美编，跟着正文文字，在电脑屏幕上操作，随心所欲地插进所需段落，而是文字先行照排，留出插图空间，打出菲林；图片另外扫描照排，也打出菲林，再将图片菲林一张张地剪下来，用透明胶带粘到文字菲林上去。
承蒙老潘的宽宏大量，使我开始了书稿和图片的准备。当时我在上海工作，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愿意把插图送去翻拍洗印，再交给出版社照相排版，认为会损失图片层次，就决定自己把一大堆原装画册、图谱送到《新闻报》的排版车间进行菲林扫描制作。而老潘，则在北京请美编事先把每幅图片的尺寸设计好，通知我。
编辑出版的细节无需详尽描述。报社朋友替我加班扫描了插图照片；中学校友，著名摄影家尔东强，为了拍摄书籍勒口上的作者照片，竟拉了一大堆专业灯光，到我供职的工作场所来布光。当然，北京那边，更是工作繁重，听说一张张的图片菲林，都是老潘亲手裁贴。这样，1995年的初春，我拿到了这本专著的样书。
书是老潘亲自送到国际饭店的。那天我到北京出差，居停于此。大家约定，由刘申宁领队，清晨去逛潘家园。申宁看到样书，“嚯”了一声，这么大的开本，这么多的插图，这在当时是从未见过的。现在想想，这书可以算是三联书店图文书的先驱了。
三联是家老字号的出版社，出版书籍无论选题，无论内容，在业内都是有口皆碑，用不着我来夸耀。同时，它在装帧、用纸和印刷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的步伐。于是我在1999年看到了插图本的《米开朗琪罗传》，2001年看到了《中国古建筑二十讲》，2002年看到了《晋中大院》、《徽州》等“乡土中国”丛编，2003年看到了《城记》。彩色的和单色的图文书从此成为图书市场上广受欢迎的新宠，令读者耳目一新。其后，不管别家如何模仿，三联书店的图文书，总是独树一帜，那份大家闺秀的谱，哪能轻易学去。记得我曾在东方新天地的热带雨林餐厅，参加过三联书店主办的作者联谊活动，看到许多知名老头端着卡通式餐盘在各种趣怪动物模型之间穿梭，总有点忍俊不禁。老潘对我说，这是年轻人选的地点，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书店管理团队怦怦搏动的心脏，一直充满青春活力。
看到三联书店越印越多越来越美的图文书就眼馋。有时买书，就是为了买它的装帧，甚至毋庸顾及书的内容。2005年，三联出版我的历史散文集《天公不语对枯棋》，我说也要搞成彩色图文，老潘依然宽容地微笑，这样，我得以与责任编辑孙晓林老师合作，她的尽心尽力，一直令我感动。这些年来，电脑数据的储存技术突飞猛进，我在上海扫描的图像，刻在几张光盘里，就能快递到北京去。在美术馆东街，看美编薛宇将一幅幅的照片在屏幕上修来改去，也是一件开心事，他抠图像的时候，我眼前就会晃出当年观看印刷《浮士德》的场景，时代真是大大变化了。
装帧华丽的《天公不语对枯棋》终于上市，它圆了我的梦想。我在网上看到有读者说，他购买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书中附了一张故宫的彩色平面图。也有人喜欢书中的插图和照片，他们把它当做一本精致的北京导游手册，在图文后面感受到沉重的历史呼吸。我一直感谢三联书店，因为我认为，别家出版社，做不出这么漂亮的书来。
我又碰到老潘。这些年，他做了领导，还兼《三联生活周刊》和《读书》的主编，自己不太编书了。他眼镜片后面眯缝着的眼神依然令人温暖。他说：“把《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再版一次吧，我脑子里有个感觉。书不要做得原来那么大，行距也要压得更紧些，在处理文字与图片的关系上，我们更有经验了。”
姜鸣，1957年生，上海人。现为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在三联书店出版有《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4）、《龙旗飘扬的舰队》（2002）、《天公不语对枯棋》（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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