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应是雕版印刷术成熟时期的作品。据信，我国在公元7世纪左右的唐代初期，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1040年左右，北宋毕?发明了泥板活字印刷术，
毕?的活字印刷虽然代有改进，中国古代先后产生过木活字、瓷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技术，但始终未获普及，雕版印刷一直占据出版主流。中国历代累积的有据可考的著作约有30万种，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清代，每种著作平均印数在100册左右，以此推断，自中国印刷术发明直至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古代印刷的书籍总量不过3000万册，而有清一代，中国人口已达四亿之众，无论是书籍印刷总量，还是人均占有书籍册数，都算不上丰富。究其原因，钱存训认为，相较西方的字母而言，中国汉字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活字印刷难度很大，同时活字印刷出版又是一个高投入的产业，非得有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能维系其发展，在中国，恰恰是需求并不充足，批量生产的规模效应得不到彰显，活字印刷术无用武之地。反观西方，尤其是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谋求利润成为出版业的发展驱动力；盈利之后又会进一步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由此使得印刷术不断改进，出版业得以蒸蒸日上。
印刷术的发明是出版史上的巨大进步，它使书籍的制作成本大幅度下降，批量生产由此成为现实。据明代胡应麟和清代叶德辉的考证，唐初手工抄本的成本高昂，是印本成本的10倍。也就是说，同样的资金，可以生产出10倍于手抄本的印本，由此可以推断，雕版印刷的批量生产已经显现出规模的优势。到了五代和北宋，雕版工艺日臻成熟，加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印书成为一个可以获利的行业。五代后唐宰相冯唐和后蜀宰相毋昭裔都曾组织人力刻印《九经》、《文选》等典籍。此外，毋氏还自己出资刻版来印制书籍，所刻书籍遍及海内，并通过印书集聚了很多财富，后世子孙因此而衣食无忧。官宦士大夫参与刻书成为一种传统，仅南宋时期就有陆游父子、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等一百多位官员参与刻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但持传统道德观念的人士却因为朱熹的刻书有商业行为而对其大加挞伐。两宋时期，是中国出版发展史的黄金阶段。北宋时，有文字可考的刻书之地仅有30多处，到南宋时数量已激增至近200多处。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官刻繁盛，私刻亦飞速发展。浙本、建本、蜀本影响深远，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和眉山、山西平阳是著名的出版中心。刻书售卖因为有利可图，普通百姓纷纷热衷刻版印书，并将其作为谋生手段。许多家族世代以印书为业，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宋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社会教育水平最高、最普及的时期之一，印刷技术不断提高带来书籍和文化的普及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甚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得以形成、巩固和发展，亦有赖于斯。
2．书籍因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逐渐从神圣走向世俗。
在西方，印刷术发明前，欧洲的书籍出版也是凭借人工手抄，手抄书时代的欧洲，抄本内容单一，多为宗教典籍。抄本价格昂贵，能够分享书籍带来的智慧的人多是贵族和教士。据法国著名学者巴比耶的研究，印刷术发明后，从1450年到1500年，印刷业已经在欧洲250多个城市兴起，并逐步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书商和印刷商成为社会的“新宠”，凭借书籍出版和印刷他们往往跻身上流社会。据英国学者麦克格雷考证，1450年，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前，欧洲大约只生产过3万种图书，而从1450－1900年，短短四个世纪，就已出版了1125万种图书，图书生产能力增长了375倍，这个伟大的奇迹无疑是印刷术创造的。此后，印刷技术不断革新，18世纪末，英国人首先发明了耐用的铁质印刷机，19世纪初期，德国人柯尼希发明了蒸汽动力铁质印刷机，印刷速度和效率成倍提高，书籍的生产能力更加突飞猛进。
印刷术还使书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呈现方式的丰富化和多元化。手抄书时代，书籍已有插图，但因为绘制复杂，并未普及。印刷术发明后，批量生产节约了成本，插图本越来越多。尤其是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照相术后，照片逐步被运用到书籍中，相比以往在人工印刷机上的手绘木刻插图本书籍，蒸汽动力印刷机和照相术使书籍的品质有了根本上的飞跃。插图和照片的使用，使读者成倍增加，所谓“绘画是俗人的文字”，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看书，不仅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也为出版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市场。
其次，印刷术使书籍出版规范化，使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得以诞生。在欧洲，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生产是靠很多抄书坊，各个抄书坊有自己的风格和书体，手抄本也因此规格不一，尤其是抄写过程中有意无意的疏漏，这些都对书籍的有效传播产生了影响。印刷术发明后，印书坊在书籍出版过程中，自觉承担起规范版本和语言的责任。正如费夫贺和马尔坦所言，“印刷术带来的语言统合历程，对于德国写作语文的成形，贡献特别显著”。“书籍产业为谋取经济利益而鼓励书刊以民族语文出版，最后则助长了这些语文的茁壮，同时造成了拉丁文的衰微。……各种的方言，受惠于印刷机的力量而博兴，终究瓦解了万流归宗的欧洲拉丁文化。”英国的第一个印刷业者卡克斯顿在印制《百科全书》时说：“那种正在形成的英语，在各个郡是不一样的……我把这本书的规模压缩一下，翻译成我们的英语，不是用我们粗俗的语言，也不是用奇特的语言，而是用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语言。”事实上，印刷术的规范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书籍印刷的范畴，正如加拿大伟大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西方机械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由印刷术塑造的。”“印刷术产生了第一种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商品。同样，它也造就了福特牌汽车、第一条装配线和第一次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型。没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机，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言之，没有印刷术，就没有今日之世界。
再次，印刷术使书籍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成为时空并重的媒介。从此，书籍的印刷和传播速度更快，传播空间也大大扩展。此外，印刷术带来书籍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改变了图书馆作为帝王权力象征的局面，打破了知识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状况，越来越多的纸质书籍充实到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的公、私图书馆中，新的科学的图书分类法也因此而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概言之，印刷术为出版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譬如，印刷术为蔓延欧洲的宗教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技术基础。印刷术革新使书籍内容的多元化、世俗化和批量生产成为现实，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均有书可读，带动识字率上升，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为之提高，由此带来的知识普及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印刷机成为大众权力的重要表征，诚如英国自由思想家理查德・卡莱尔所宣称：印刷机“如同真正的弥赛亚一样走来，将大众从国王和主教的影响中解放出来”，英国桂冠诗人骚塞也认为印刷术“把学问送到了普通人的手里”。印刷术又使书籍的印刷、传播速度与传播数量得以成倍提高，宗教新义能够更便捷广泛地深入人心。1409年，欧洲胡斯教派不满宗教现状而厉行改革，其宗教新理念未得广泛流播便以失败告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于谷登堡印刷术产生后的16世纪初，借助现代印刷术，他的宗教新义15天内就遍布德国的各个角落，在欧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胡斯与路德，除却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他们的宗教革新一败一成，印刷术是决定其成败的重要一环。著名的美国媒体文化研究专家尼尔・波兹曼认为，路德的新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由此改写了欧洲文化的知识版图，印刷机推动的知识传播使北欧民众的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以及抽象思维能力开始赶超了地中海沿岸地带。可以这么说，印刷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它显示了巨大的道德力量。
印刷术还增加了科学书籍的出版，直接促进了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科技类图书因内容需要往往要求附有大量插图，印刷术的进步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科技知识的传播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在中国，宋明之际，附有插图的印刷书籍大量出现，初刊于宋代的彩印本《营造法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利用印刷技术的进步插入许多直观的插图，是中国古代插图本科技类书籍的代表。尤其是《本草纲目》附有1100多幅药物图谱，对于人们阅读、学习、使用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16世纪初期，在欧洲人出版的书籍中，科技类图书已达3000种之多，占到图书总量的1/10。随着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在欧洲因传播的便捷而获得快速发展，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因印刷术的推动而来临。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印刷术是现代化数字技术的引线。因为印刷术，500年来，人类出版了越来越多的科技类书籍，这些书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传播，又促使新的科技知识层出不穷，它们回馈了出版业，使得20世纪下半叶，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传播时代悄然诞生。伊尼斯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而数字化技术的优势正预示着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数字文明型态的出现。
从文字的产生，到造纸术的发明，再到印刷术的运用，技术为人类的进步创造了条件，技术也推动出版业一路向前。技术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变革和进步，它在出版业留下的痕迹则是知识载体的趋向简易、快捷，不断更替超越。回望历史，展望未来，在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中，技术构成知识，给我们的思想和知识提供物质表现，印刷术时代需要发明天才，数字化时代更需要科技英雄，历史需要蔡伦、毕?和谷登堡，也渴望有更多的冯・诺依曼、王选和比尔・盖茨涌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是人创造了技术，但技术可以带给人的东西更多，落实到出版业，似乎尤其如此。
（本文源自贺圣遂即将发表《为出版插上飞翔的翅膀――论技术在出版变迁中的作用》一文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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