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也许会有一百种答案，但都不会是终极的和唯一的。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认为诗歌既是表达个人情感、观
近现代的左翼革命运动，认为诗歌是革命的手段，首先是革命者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正如前苏联诗人马雅柯夫斯基在一次过海关安检时，说他的行囊里放的是“旗帜和炸弹”，他说的是诗歌。若在今天，肯定会被当做恐怖分子无疑。
现代主义则认为诗歌写作，纯粹是诗人个人情感的表述；玩味个人生活，被当做是诗人富于个性创作的全部。这样以来，诗歌便逃离人民大众的视野，进入“小众”的圈子里。
批评家说：诗歌不被广大读者所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读诗？诗人应该为这些负责！
固执的诗人，则反唇相讥：你听不懂鸟儿鸣叫，难道责任在鸟儿吗？只能怨你自己的耳朵。
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写诗的，依旧在写；不读的，依旧不读；出版社不出版，诗人花钱自费出版。
媒体对诗歌现状的概括：热闹中的冷清，辉煌中的寂寞。
我以为这种状况的根源，大概仍然得在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上去找。得到原点上再去反躬自问：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和如何写作。
文学的写作，始于经验。但经验有两种，一是个人的经验；一是社会共有的经验。这两种经验的兼顾和相互关照，会使文学作品达到一个较高境界。即所谓，对一个人是真实的，对千百万人也是真实的；反过来说，也成立。只空洞地说集体，容易引起情感疏离；但只褊狭地夸大个人，也容易引起感情封闭，引不起共鸣。
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之后，当困乏的人们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们所不认识的事物。”
他说的是时代，人们经历了共同的灾难，取得了共同的经验，有了共同的伤痛，这时诗歌产生了。
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说：“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的斗争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在这个时代，人们积累了许多力量，能够去传达和接受关于人和自然的强烈而使人激动的概念。”
这里强调的是在社会变革时期，诗人可以成为先驱、伙伴和追随者。
我认同这些观点。他们共同肯定了诗人与时代、社会变革的步调一致性，可以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文革”时期专制的政治压制和思想禁锢，被冲破了；诗歌首先被唤醒，成了震动那个时期的一股狂飚。
我为一位在“四人帮”时期被残忍杀害了的女思想家张志新写下一首长诗《小草在歌唱》。这不只是对一位勇士的缅怀和颂扬，更多地是呼唤社会正义，呼唤人性的觉醒。
我质问法律、质问良心，质问天理，反思全社会和自己浑浑噩噩的“文革”生活。“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我让那些浸透死者鲜血的小草像鞭子，抽打社会的灵魂。
这首诗，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几乎所有的诗歌朗诵会，都能听到人们的朗诵；大学文科将它收进课本；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以这首诗应试朗诵。当年，尚在冤狱里受罪的现代文学家胡风先生从监狱里写信请《诗刊》转我，谈他对这首诗的赞赏。
30年过去了，我曾质疑过这些惨烈的社会景象、这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们所不认识的事物”，还会不会引起“新人类”们的兴趣？还会不会打动他们，感染他们？可是，我不断看到人们在阅读、在朗诵，听众甚至还在落泪。两年前，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搞了一次朗诵比赛会，这首诗仍然摘取了一等奖。
同样是1979年，我写下的一首只有六行的小诗《星星》，2006年夏季全国高考时，竟被山东省选作了考试作文题。这首早已逃出我记忆的诗，还是在我翻寻过去的出版物时，才找到。
仰望星空的人，
总以为星星就是宝石，
晶莹、透明，没有纤瑕。
飞上星星的人知道，
那儿有灰尘、石渣，
和地球上一样复杂。
我已记不清是因为看到美国人登上月球而写的，还是因为某一位为人们崇拜的伟人、明星被揭露出腐败本质而写的。诗很简单，只是告诉了人们距离产生美，也产生欺骗。
山东当年考生80万人，如果算上关心考试的家长、老师和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关注者，同一天，大约不少于二百万人在被强制阅读一首小诗。我那天耳朵发烧，相信有人在骂我，因为也许被认为是这首诗的刁难，让一些人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
当然，大多时候，我们写诗始于个人经验。我有一首诗叫《掌上的心》，纯粹的个人经验，因为真实、真诚，以及描述的准确，同样会在读者中引起共鸣。这一组诗，2004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后，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奖。
其实，进入新世纪之后，我虽然还不断发表诗，但更多是在写散文、随笔，在差不多五年时间里，我出版了七、八本散文、随笔集，却没有出版诗集。
确实，诗歌状况令人堪忧。我在上个世纪出版诗集得到的全部稿费，恐怕不够今天自费出版一本诗集的花销。还不仅因为这个原因，诗歌被口水化、恶俗化，使诗人在文坛上被日渐矮化，也让人沮丧。
文学刊物的民间自由出版，以及博客写作的普及，都为文学，特别是诗歌写作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但是，这些写作的绝对自由，使写作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写作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艰苦的难度。放弃了写作的难度，不在文学写作的文化内涵、精神高度上要求自己，大量的平庸之作，被“无痛分娩”。看似繁荣、热闹的诗坛、文坛，缺乏精品之作，缺乏大师巨匠，这几乎成了读者普遍的喟叹。
我想，未来的写作，无论在技术、技巧、形式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应该像前人一样，让诗歌伴随血液，经过诗人的心脏，从血管里流出，而不是和口水一同流出，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那些认真的写作先行者，会永远是未来写作者的榜样。
诗歌的所谓“流派”，越来越多。许多中国的诗作者，常常自称皈依某派；诗评家推波助澜，又常把所谓外国的流派理论，当成立言的依据。我倒欣赏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观点，他说：我不懂诗歌这派那派，只知道诗歌有两种，好的和不好的。
好的，和不好的，这应该是我们读诗和写诗的最起码要求。
好的诗，至少应该在我们读后，情感上为之一动，精神上为之开启，审美上为之愉悦；无论形象、情景或语言，都会在读者记忆里留下久挥不去的印象。一句话，读了让人惊喜，还想拿来再读的诗，应算是好诗。
在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中国的诗歌传统。多年来，我们因为新诗是外来的形式，便极为重视西方的写作理论和经验；许多诗作如同临摹的西方诗，轻视和放弃了中国的诗歌传统。其实，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可爱的自由诗，并不受所谓格律的束缚。尤其是《国风》部分，所表现出的形式自由与心灵自由都极为接近现代新诗。
即使后来的律诗与词曲，形式的束缚并没有影响诗人对诗意的准确把握、入诗的自由独特，以及语言的优美洗炼。
我们过去的诗歌写作，说到继承古典诗歌传统，总喜欢在形式上下功夫，不善于将其中有益的元素活化，注入新诗写作中。我想，这是在未来诗歌创作中，应引起注意的。
诗人，应该是世界上最拥有仁爱之心的群落；应该是情感波展幅度最广阔的人群。未来的诗歌，将会震荡在这广阔疆域里的每一节波段。
昨天，我们写诗；明天，我们还写诗。写最广阔、最多样，又距读者情感最近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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