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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是八卦,掌故是掌故

2008-11-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黄晓峰(《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 我有话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书《马尔克斯传》([哥伦比亚]萨尔迪瓦尔著,卞双成、胡真才译,2008年10月第一版)很醒目地摆在季风的正门口,当然,此书不过是2001年另一个版本的重印。封底印着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评价:“由于《百年孤独》,拉丁美洲文学发生了一场文学地震。”这场地震的余波也延伸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文坛。那时的文学青年,如果不能熟练地背诵“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的那个下午”的著名桥段,简直就没脸出来混文学圈。曾有文学评论家很认真地论证《西游记》中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无恶意地猜想起来,也许遥远的马尔克斯就是因此死也不肯将中文版权卖给我们。实在地说,与其在无数个奥雷良诺中穿行得头晕脑胀,还不如从这本传记中找点马爷的八卦是正题。

说到八卦,学者的八卦应该称为掌故才较为恭敬。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三联书店的《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第一版),就凭第一版开机就印15万册的架势,确实有理由读一读。不过,朋友一说起此书,总是对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掌故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毕竟不是《管锥编》,关心这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总是人之常情。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之后,大家翘首期盼《上班记》,等来的却是修订版的《上学记》,何先生在修订版的序中仍坚持自己对冯友兰的意见和看法,让人对《上班记》的期待更是心痒难搔,想看点掌故真是不容易啊。

同样是掌故,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典型文坛》(2008年8月第一版)却很难让人有八卦式的轻松,作者李洁非选取了十二位著名文人(勒口上写着十一,我数来数去还是十二)来研究当代文学史,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姚文元”一章,作者独辟蹊径,从文本出发,把姚文元1964年出版的文集《文艺思想论集》细细研读,分析导致姚登龙发迹的棍子文风,在作者看来,由姚蓬子之子来批判周扬、冯雪峰、丁玲等父辈文人,比任何别的批判者更能批出轮回感、沧桑感、喜剧感、荒谬感。

在特殊的年代里,荒谬的事层出不穷,中信出版社的《亲历历史》(张贤亮、杨宪益等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收集了《收获》杂志刊发的一系列回忆“文革”的专栏文章。尽管回忆“文革”的文章、著作时有出版,但每次读起来,震撼的感受都保持着同样的强度。没有那段经历的八W后、九W后也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很难想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随意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他人的自由、尊严乃至生命,尽管这一切在当时是合法的,但是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

海峡那边最近也有一部回顾历史的三卷本新书《追求卓越:中研院八十年》出版,书中提到:

祖国大陆的中国科学院的正式职工人数,2004年为43,000多人,社会科学院目前仅有4,200位工作人员,合计约为全国总人口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台湾的人口仅2,300万,“中研院”若维持相同的规模,正式职工应该只有1,000人左右,而目前实际编制人员则是1,245人。从比例上来说,“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看起来虽然稍多,但仍不足以涵盖祖国大陆两个科学院的全部学术领域。尽管如此,“中研院”的总体表现,仍有令两个科学院不得不自叹弗如的地方。

这个看法不无自得之意,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对此不屑。不过,内地最近几年陆续引进出版了1949年后赴台的学者如严耕望、王叔岷等人的著作,严、王等前辈学人在专心治学的时候,留在内地的同辈学人在做什么呢?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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