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11月2日晚在茅盾先生故里――江南水乡古镇浙江乌镇举行。与此同时，本报约请了茅盾文学奖评委陈晓明、何向阳、汪政撰写了他们眼中的获奖作品。虽然对于作者和很多读者来说，这些作品并不新鲜，但是评委们的解读，或许会带领我们重新领悟和认识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价值。
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一直以来，从鲁迅、赵树理、孙犁、柳青、浩然到高晓声至今，已成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准确把握不断深化的农村改革进程中的农村生态与农民心态，以为一种文明的发展演进做真实热切的录记，更是一批新时期作家自觉的文化使命。近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两部长篇，《秦腔》、《湖光山色》，是文化传承中的杰出部分，同时也向时代呈现了作家的爱与忧虑。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比重，一直占据主体地位。90年代后，城市崛起，作家进城，商业大势，学院背景，中国现实的乡土于文学中有淡出之势。此种情状，贾平凹《秦腔》后记中有震聋发馈之一问――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是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了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
农村又怎么办呢？
作家的问题提出在中央“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出台之前，提出在“建设新农村”的文件颁布之前，体现了一个从农村出来、一直注目于家乡变化的作家的责任和预见。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文”、“道”不可割裂的传统。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秦岭、汉江、盆地、水田、村镇、河川、塔楼、寺院、官路、口口相传的古代人物，自然与人文纠缠在一起，今天与昨天纠缠在一起，人与事，日子与念想纠缠在一起，勾连组合拼接着中国现实农村我们从熟悉到陌生的图景。“我”逢年过节就回故乡；“我”仍然是不断地回到我的故乡；“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就是在这样的情景里，作家感慨――“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这本书的责任，是为了即将忘却的记忆。
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
因儿时有随父母下放农村的三年记忆，青年时农村社教驻队的一年记忆，还有1990年至今近二十年不同省份乡村的走访记忆，我深知写下这行文字的人的复杂感情。赞歌诅咒，庆幸悲凉，不足概言。作家于其间矛盾的成文，令人感慨。这是一个身入城市但心牵乡村的人，这是一个要将故里乡亲给他的强烈撞击带入人们已经淡漠了的视野的作家的良心。《秦腔》一吼，其意悲怆。《秦腔》中的引生，是进入乡村的一个“引子”，引出了一直与我们生活于同一片天空下的众生，跟随这个“叙述人”，一块原先或多或少被物质抢夺占据了我们心智的空间重被打开，被太多外在的事相蒙蔽了真正文明基础的细碎脆弱又原态坚韧的乡土裸露出来，它一字一行，缓缓展示。直到，在托着生命的无私的土地上，站立着我们一直没有时间或者从来不敢正视的人。
这是一个作家，一个农民，他们，叠而成为一人。
正如农民与我们的联系是文化和血缘双重的一样。
如今，土地上伫立着的这个人，凝视着我们。
现实乡村的图景，农民形象的塑造，持久心理的诉求，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真实立体有力地展现。贾平凹不负时代，于农村深层的变革与转型中，以自己的故乡为蓝本，写下一个作家对文明的忧思，那对民生、文化深切的凝视是如此持久而忧患，在当今表现人文与时代关系的流行作品充斥市场的浮浅中，它发出了如秦腔一样、声似裂帛、却沉思肃穆的大音。
比较而言，另部以现实农村为背景的长篇《湖光山色》虽不似裂帛，也如啼血。周大新的叙说婉约，忧思一样力透纸背。他的《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汉家女》前数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人公展开生活命运，《湖光山色》中，生身乡村打工都城又复归乡村创业的新女性暖暖，可视为“香魂女”与“汉家女”的精神延续。
社会学家曾言，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那么，一个时代文学中农村妇女形象的塑造不仅代表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而且标识着这一时代人性进化的尺度。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而离开中国人口比重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农村妇女的精神成长，人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纸空文。
所以，我更愿将暖暖放在中国20世纪以来文学建立起来的农村妇女形象体系中去读，20世纪20年代的祥林嫂、40年代的喜儿、60年代的李双双、70年代的玉米、80年代的巧珍作为中国乡土叙事中的女性形象，见证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也见证了中国文学近百年来的启蒙主题到阶级主题直至田园主题各时期农村题材创作的流变。暖暖续写上了她母辈和姐姐一代的生存链条，她与她们一样，昭示着时代的变革下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个个农村女性的命运、抗争与奋斗，她们的斗争之激烈，不亚于一场改革或者革命。90年代从游离于乡村又回到乡村并最终成为乡村变革的真正主人，某种意义上，暖暖刷新了一百年来中国文学中的农村女性的传统形象。这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性，她忠厚、善良，机敏、能干，她的不守“妇道”是敢于在男人作为疆场的地方进行拼杀，并以人性的战胜来完成理想。这是这个形象的文学史的意义。
自然，暖暖的意义不独于此。她生活中经历了旷开田、詹石磴、薛传薪三个男人，一个是她自主选择的丈夫，一个是借掌握她命运而污辱她的村主任，一个是精明能干却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合作者，暖暖在旧有的封建势力与新生的资本运作之间，仍要承受至亲的道德背叛，这三个男人，塑造得最充分的旷开田，置身于两种文化间，可说是一种新生的混合体，既专制骄纵，又奢靡放任，这是一个从“奴”到“王”并以“王”的自认主宰灵魂的人。常言道，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学校。这话也可以倒过来，是这形色各异的三个男人完成了对暖暖的人生教育，使她学习了在最细微处分辨善恶、坚守正义。深层文化意识中的反封建主题，交织于一个农村女性从懵懂到果决、从隐忍到抗争、从被动到主宰的成长史里。
如果止于反抗权势对人性的掠夺，那么，这部小说也只是一种历史意识的回环，但是作家于历史续写中每有发见，当身体作为商品交易时，当人成为商品，人性受到了最大的污染，叙事的婉约于此变得锋利，变得绵里藏针，暖暖最先嗅到了资本文明带给农耕文明的铜臭，并不在于她意识的先进，而是她本人正是另一种封建势力的牺牲品，而这时乡村姐妹的身体却是资本权力的祭品，她的果决反抗以致将她的生意合作人、经济启蒙者最终提交法律的结局有着争回人之尊严的根源。这是暖暖形象超出文学史的意义。对资本权力的警觉，使周大新将20世纪初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开创的启蒙主题深化一步，暖暖于此也不同于百年前的祥林嫂，在反对权力――不论它以何种包装出现，只要它是恣意删改人的命运以羞辱人的美好人性为前题的，暖暖的反对均做到了勇敢彻底。
这种拼力的维护谁说不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可能正是作家寄寓深远的理想田园。
而长路的起始，往往是，因为忧愁于所见，在这深深的一瞥后面，是最初的爱，它生长于大地，像连成田畴的玉蜀黍中的一株，分不出汗水和泥土，是因为那根系扎得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