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中大部分是说德语的犹太人，物质生活处于困境，可他们看重精神生活，深知获取信息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所以一到上海，未及拂去身上的尘土便着手办报。1939年到1941年间犹太人在上海所办德文流亡报纸相继登场：两份晨报、一份晚报，加上周刊和月刊，共计30多份。其中最著名的乃是《黄报》。我曾去徐家汇藏书楼查阅过，好不容易才在《世界环球邮报》的名目下找到了《黄报》。《黄报》原为半月刊，1940年后扩展为日报。
这一报刊为何叫《黄报》(die Gelbe Post)呢？主编施托菲尔在“编者的话”中请大家不要妄加猜测，不要探讨背后的“深意”，这和“黄种”、“黄斑”以及奥匈帝国的黑黄国旗都毫无关系，也和美国那种“yellowpress”(黄色报刊)没有任何干系，仅仅是因为黑色的铅字印在黄色的纸张上特别醒目、阅读起来眼睛舒服才起了这样一个名称。《黄报》在当时就享有极高的声誉，甚至被认定是最好的德语报刊。
每月两期的《黄报》探讨的是亚洲文化、心理分析和语言学，上海每天为生存所进行的挣扎也在关注的范围之内。因此，《黄报》反映了上海那个时期多彩多姿的生活。
《黄报》的创办者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Adolph Josef Storfer,1888-1944）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他年方16岁时，便开始主编一份周刊，宣扬社会主义，抨击小市民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17岁时因为发表一篇揭露一个牧师猥亵男童的文章而锒铛入狱，直至牧师罪行被证实时他才被释放出狱。后来他来到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和比较语言学。同时他还兼任《苏黎世日报》的记者，以赚取日常的开销。他迷上了新兴学科心理分析，并拜弗洛伊德为师，写出《圣母马利亚母性探讨》的论文，并于1914年出版。一战爆发，他应征入伍，前线受伤，因而被调到参谋部。这时他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一部研究心理分析史的专著《弑父》，1916年在维也纳面世。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前夕，63团的士兵哗变，幕后鼓动者即为施托菲尔，不过在士兵的协助下，施托菲尔通过秘密通道逃到维也纳。
在维也纳，他常和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1886-1951）、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1880-1942)、弗里德利希・陶尔贝尔克(Friedrich Torberg,1908-1979)等在咖啡馆聚首，谈文学，谈政治，纵论天下大事。一战后他创办了心理杂志并担任主编。1921-1932年间还担任国际心理分析出版社的社长，并和弗洛伊德一起任主编。由于施托菲尔的努力，心理分析这门新兴的学问迅速在全世界普及开来。他千方百计推动弗洛伊德全集的出版。可在1935年正当出版社事业如日中天、诸事顺遂之时，他离开了出版社。一方面因为出版社走上了正轨，运转良好，无须再为其殚精竭虑；另方面他又迷上了词源学。他深居简出，埋首几案，很快便出了成果，完成了《词和词的命运》与《在语言的丛林中》两部专著。施托菲尔以奇才、怪才而闻名，生性豪放。他的好友、奥地利政论家约瑟夫・卡尔梅尔（Joseph Kalmer,1898-1959）则是其得力的助手，他曾写道：“我平时还没有见过一个像施托菲尔那样充满机趣之人，他无所不知，他是维也纳最后一位博大精深之人。他性格活泼，出语惊人，充满风趣。沉闷无趣的课题他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既有科学性，又使人感到身心愉悦。”
当时在柏林有一个名为《大西洋》的杂志社，施托菲尔将其《词和词的命运》一书的前两章寄给了编辑部。主编马丁・霍尔曼让他将全部书稿寄来。时值1935年，全欧已经弥漫着强烈的反犹气氛。施托菲尔忐忑不安地向主编坦承自己是个犹太人。然而霍尔曼博士无畏而又执着，就在犹太人著作遭致焚毁的德国出版了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施托菲尔的《词和词的命运》。没料想命运之神竟然再次向他颔首，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其发行量是一个语言学家预先所不敢想象的。之所以如此，卡尔梅尔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该书字里行间都对纳粹政权暗含讥讽，这对那些敢怒而不敢言的读者来说不啻是一种释放；再者这是一部学术质量极高的专著，想必纳粹统治下那些俯拾即是的泛政治化的伪科学的书籍可说光华四射。纳粹党的一家杂志发现了该书的“恶毒攻击”，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其传播的可能性”，不过这已是马后炮了。施托菲尔另一部词源学的专著《在语言的丛林里》则于1937年在维也纳出版。
欧洲排犹的风声日紧，施托菲尔日复一日地从一个领馆奔向另一个领馆，为的是弄到流亡他国的签证。1938年12月31日，他搭乘的北德劳埃德航运公司的“波茨坦”号轮船抵达上海的外滩。这时施托菲尔精疲力竭，身无分文，煞是狼狈,全靠上海难民救济委员会的救济。虽则惊魂甫定，四顾茫然，但他庆幸自己逃出龙潭虎穴，暂时有了个安身之所。他给纽约的心理分析专家魏特尔斯写道：“最重要的是我成功地离开了德国。从熊熊大火的房间里跳出来的人是不会抱怨落身于何地和如何落地的。我甚至可以说，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幸福。”
当时上海的欧美侨民大多是“moneymakers”(赚大钱的人)，很少有知识分子的志趣。他深深感到一种“独立寒秋”的寂寞。但他不甘寂寞，先是打算给报纸投稿，记者、通讯员乃是他驾轻就熟的行当，后来他突发奇想，与其投稿，不如自己办报。说干就干，他骄傲地给友人写道：“我重又找回了我当年的干劲”。他在1939年3月17日为《黄报》在上海工部局注册登记，5月1日便正式出版。他身兼三任：社长、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在“编者的话”里，施托菲尔强调“中立”的办报方针，对政治事件只提供信息，不表态，避免倾向性。这是因为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外文出版物都要在工部局登记。日本人虽说尚未占领租界，可整个上海已经处于日本的控制和影响之下。“不当”的表态，会被看成是对日本当局的挑衅。然而施托菲尔从16岁就开始办报，一直为正义鼓呼。他生性耿直，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他被欧洲法西斯追杀到亚洲法西斯所占领的上海，目睹中国人民的苦难，同情之心油然而起：“寒风凛冽的冬夜，夜卧街头的中国人冻馁而死者不知凡几；刚刚咽气的人就被堆放在一起，那真是惨不忍睹。”他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办报虽则“摆事实，不讲道理”，可事实胜于雄辩，日本侵略、迫害、压榨的事实摆多了，中国人的善良友好、文化传统、同仇敌忾的事实摆多了，渐渐招致日本当局的不满和恼怒。此时他已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他身边时时险象环生，于是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之前，搭乘英国轮船前往马尼拉，又从马尼拉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墨尔本没人了解他的价值，只得在一家锯木场每天拉大锯来维持生活。他念念不忘返回奥地利，遗憾的是此志未酬，于1944年12月2日死于淋巴结癌。澳大利亚的《每日镜报》曾登出如下的讣告―――
欧洲纳粹恐怖和占领中国的日本威胁的受害者，阿道尔夫・约瑟夫・施托菲尔，欧洲天才的作家，不久前死于墨尔本。希特勒的军队占领维也纳之后，施托菲尔博士逃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创办了一份反法西斯的杂志。为逃脱日本人的迫害，1941年12月抵达墨尔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