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学界对泰戈尔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分歧。一方面是以梁启超、徐志摩为首，竭力鼓吹泰戈尔为东方精神文明的玄学派，这一派的人物或是曾经译介过泰戈尔的作品，或是在创作和思想上与之有颇深的渊源。徐志摩更与泰戈尔一见如故，不仅全程作为翻译陪同，还取了印度名字“索西玛”。然而左派文人如鲁迅等，却冷然对之，在《坟・论照相之类》中，鲁迅不无嘲讽地提到这次“泰戈尔热”，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界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
泰戈尔这趟中国之行本来也抱着文化上的野心，正如他抵达当天对东方通讯社的记者谈到的，“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大约在泰戈尔看来，中印两国在地缘、文化血缘上都属血亲，理所当然可以结成联盟，共同抵御欧美文化的侵蚀。然而他所感受到中国人的态度却让这位老人不免失望，让他迷惑不解的是，一方面印度人嫌他太新潮，认为他无法代表印度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则又嫌他太守旧，好像“戴印度帽”的泥塑木偶。
这段尘封的历史公案现在翻出来再看，20世纪初正是“德先生”与“赛先生”刚刚引进中国，中国处于启蒙与救亡的十字路口，大多数改革者深信，只有西方的道路才能救中国，而泰戈尔所提出的所谓“亚细亚文化”自然不合很多人的胃口；而泰戈尔本人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急于要把文学审美在那个时期里上升为一种有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中不免也偷渡了些介绍者的“私货”，卷入当时的论争也在所难免。或许在今天看来，胡适的态度最不失君子风度，他说“吾尝亦为反对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这正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耳。
合上历史的卷宗，泰戈尔作为诗人和文学家，他的文字在任何时期都从来不缺少知音。在今天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看，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文明，相互之间的来往在历史上一直不绝如缕，如同双峰并矗，虽然难用“亚细亚文化”概而论之，但相互间的精神却有共通之处。正如泰戈尔本人所说，“我们不必彼此求同，人类生活的丰富正在这种种的不同。我们期望的各种族都能保存他们自有的人格，我们不希罕无灵性的刻板划一；我们要的是精神的一贯，那是富有生命的。”在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今天，当我们摆脱了救亡的苦难记忆，开始重新思索文化本身的价值时，在我们案头的泰戈尔也重新成为了一块熠熠生辉的他山之石。在这样的时机下，外研社重新推出六卷本的《泰戈尔诗歌精选》，不仅是对于泰戈尔作品的一次重新译介和梳理，也给了我们一个在百年以后与这位印度诗哲再次相遇的机会。
在所有的泰戈尔诗集中，在中国读者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是冰心先生所译《吉檀伽利》和郑振铎所译的《飞鸟集》。实际上泰戈尔一生创作颇丰，共有五十多部诗集，题材也多种多样。这一套泰戈尔诗选从这些所有的作品中精挑细选，按照题材分为六本，分别为《爱情诗》、《哲理诗》、《神秘诗》、《儿童诗》、《生命诗》和《自然诗》。为诗歌分类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透过作品去寻找诗人在创作时所思索的对象，往往会有扑朔迷离之感，又或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样的一个努力对于读者来说却是十分新颖有趣，因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通读泰戈尔全部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令读者在其思想的宝库中迅速地找到与自身最契合的部分，想来就是这套丛书的目的了。
在整套丛书中，令人觉得最特别的或许是爱情诗。泰戈尔通常不会被认为是如拜伦一般热烈痴情的诗人，更多的时候他更令人想起英国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修辞优美，性格恬淡。然而读了这一本《爱情诗》后，或许读者会对这位印度诗圣大大改观。他的情诗时而热烈奔放，高呼表白“我爱得忘乎所以”，时而缠绵悱恻，上演着离别时的忧伤，重逢时的欢愉；时而用美的笔触，欣赏着爱情中的少女。冰心曾经用“静谧”来形容泰戈尔，可是读他的爱情诗却很少感受到这种“静谧”。相反诗人从来是“爱情中人”，他是爱着的，也是被爱的，所以从他的眼中看到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可爱；他也会忧伤，那也是爱着的忧伤，他就好像是那个最体贴的爱人，连对方偶尔一次蹙眉也会察觉。在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下面，触手可及的是诗人那炽热的赤子之心。
如冰心先生所说，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他的诗中女主角总可以想象成印度电影中穿着纱丽、披着如瀑长发的美丽少女，而读泰戈尔的诗时如同徜徉在恒河畔宁静的小村庄中。诗人生于斯长于斯，他对印度文化的热爱是根植于血液中的。然而泰戈尔又何尝不是属于中国人民，这位诗人与我们渊源深厚，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这套丛书或许可以引领中国的读者从历史的小径中找寻而来，重新去发现诗歌本身打动我们的美与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