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世界的中心、作家与运动

2008-11-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子雨 我有话说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b.1940)，美国也许是头一次感觉有些愤愤不平。我们知道，美国并非像中国这样属“贫诺国”，相反，在诺奖上它应该算是相当幸运的。从1930年的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直至1993年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

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b.1931），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已不下八名。考虑到世界上文学大国众多，而迄今诺贝尔文学奖才颁出了105个，美国的收获不可谓不丰。其实，这次美国人的不平并非完全由未能锦上添花遭致，而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常任秘书长霍勒斯・恩戈达尔（Horace　Engdahl）在结果公布前对美联社所说的几句话引起的。他说：“在所有重大的文化里都有强大的文学，然而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欧洲仍然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而美国不是。美国太孤立了，太封闭了。他们翻译得不够，并未真正地参与到文学的大对话中。那种无知抑制了他们文学的发展。”据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张龙海教授说，美国文学界对此言论表示不满，马上反唇相讥。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执行主席哈罗德・奥根布罗姆（Harold　Augenbraum）称，恩戈达尔先生关于美国文学的评论只能说明其本人对美国文学所知甚少，因为，美国通过移民接受世界不同文化，而且，19世纪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在重新创造美国文学的精髓，并建议要寄书单给恩戈达尔先生，让其好好补课。最近，笔者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上又读到了一位英国人的反驳，标题为“给美国小说下定论”（Last　word　to　the　American　novel），副标题为“据一位诺奖名人称，美国已变得狭隘，欧洲乃文学世界的中心。一派胡言！（According　to　a　Nobel　luminary,the　US　has　become　parochial　and　Europe　is　the　center　of　the　literary　world.What　rubbish!）”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恩戈达尔先生说的美国与欧洲其实就是美英与欧洲大陆。就像日本要“脱亚入欧”那样，英国一般也不认可自己是欧洲（尤其是文化欧洲）的一员，它也舍近求远觉得大洋的彼岸更有亲和力，于是认定这位名人的“一派胡言”不仅是针对美国，还伤害了英国（然而，自2001年以来，8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英国人占了三位！）。

该文作者叫萨姆・利思（Sam　Leith），是《每日电讯报》的文学编辑、书评家。他在反驳这位瑞典人的观点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成为“文学世界的中心”意味着什么？二、一种不狭隘不封闭的文学是怎么样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非常简单，它意味着用英文写作。”然后解释说：“西方世界最古老、最多样与最如饥似渴吸收养分的现存的文学传统是英语文学；而且它比任何其他单个文学都具有更多的读者。”作者进而说，谈所谓“世界的中心”其实就是谈影响的路线，而英语世界对其他文学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在20世纪，英文更是“最重要的终点站、中心”。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不狭隘不封闭的文学“需要眼光向外看广大的世界，需要与现代性发生关系―――并非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政治状况，还包括其技术与语言的构造特征、其科学与宗教、其大众媒介与消费文化”。在作者看来，美国作家在以上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所有上述事物的大部分都源于美国”。至于对美国人不重视译介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指责，文章作者并不直接做答，而是为奥根布罗姆先生的说法做了些注解。例如，他说英语世界的作家们经常会以为“我们所需的一切都有了”。他还承认，当美国人放眼海外时，他们最常看的是英国。当英国人眼光向外时，他们最常看的是美国。英美读者消费的现代翻译文学的数量少得可怜。而且，相对很少的英美作家受到当代欧洲作家的重大影响。但他认为影响的狭隘并不妨碍文学题材的宽广，并举了“美国文学之父”惠特曼与“美国文学之母”狄金森这两位19世纪的重要诗人为例。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那位诺贝尔奖的常任秘书长还是这位英国的反驳者，其观点、说法均属以偏概全，有些偏激。把文学翻译的欠繁荣与“狭隘、孤立、无知”相提并论是一种简单化的逻辑推理，不足为训。再说，诺贝尔文学奖若意在表彰世界上作家个人的文学成就，那它就不应该把选择的对象仅限于来自主流文化、有所谓伟大文学传统的国家，因为作家的成就不仅由氛围、传统决定，更得益于天赋、经历等个人的因素。否则，诺贝尔文学奖就变成欧洲（最多再加上北美）文学奖了。至于这篇反驳文章的作者把文学世界中心的分布与语言的强势地位完全划上等号，并武断地认为英语文学是最具影响力的，是一切文学的归宿，最后把现代性的专利给予了英美两国，更透露出了其盲目的自信与文化沙文主义的心态。据说，跨文化对话必须要有两个条件：对自己的怀疑、对他者的尊重。相反，他们还是抱着自认为的“中心”不放，傲视一切。显然，以上两位先生在这两方面是有不少欠缺的。

如果不考虑象棋类等智力性体育项目的话，有两种运动则处于静与动的两极：垂钓与马拉松。有趣的是，以“坐家”用脑笔耕为主的作家诗人里不仅有钓鱼迷，还有狂热的长跑爱好者，而且他们还以自己的癖好为灵感进行人生、文化、哲学的反思。

谈到垂钓，我们不禁会想起17世纪英国传记作家、以《高明的垂钓者》，又名《沉思者的娱乐》（The　Compleat　Angler,1653）这部描写钓鱼的快乐和技巧的古典田园诗般的著作而享誉文坛的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在他的朋友兼钓鱼的伙伴中还有两位著名诗人―――J.多恩和G.赫伯特。在该书中，沃尔顿写道：钓鱼是“沉思者的娱乐”。在撰写该书的17世纪50年代时，作者逃离了内战并远离了公共生活，遁入一种离群索居的快乐之中。于是，钓鱼成为了沃尔顿“不让它白白度过的闲暇时间的职业”，是“思维的栖息处、精神的鼓动者、悲伤时的排遣、不平静思想的镇静剂、激情的调和器、满足的供应者，给人带来和平与耐心的习惯”。总之，在沃尔顿看来，垂钓即哲学。有位当代英国作家克里斯・耶茨（Chris　Yates）最近出版了本类似于沃尔顿的关于钓鱼的书：《自海上来：谈海钓》（Out　of　the　Blue:on　Fishing　at　Sea.200pp.Hamish　Hamilton）。该书的作者据说是集钓鱼家、摄影家与作家于一身的人物，至今还保持着在英格兰钓螃蟹的最大记录。然而，这远不是本钓鱼指南类的著作，而是在讲述自己从一个小男孩成长为一位男子汉的过程中与钓鱼结下的不解之缘。全书由22个精挑细选的小场景组成，从池塘、河流一直谈到海岸、浅海，俨然是在述说自己一生的情缘。钓鱼的场面貌似平静无奇，作者却能从于无声处见神奇：“正当我收起了钓线、挎上了包，忽地看见面前50码远的一个小漩涡。似乎海水刚刚被一股缓慢而蜿蜒的气流搅动过，但在我投去一瞥的刹那却几乎消失了。稍停片刻，海水重又不平静起来，向我涌来，左右晃动，在海面上划出一条浅浅的印记，恰如幽灵的脚印。”您读着这段文字时，是否对海钓有了一点新的想法？

其实，垂钓与长跑也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单调、寂寞。守着某一个平静的水面一言不发地看着浮标，往往长时间毫无回应，这就是钓鱼者的通常状态；而长跑者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在不断地前进着，但一个动作重复数万遍，默默无闻惟有汗流满面，又何尝不是类似的情形？！因此，垂钓能沉思、漫步能遐想，跑马拉松照样能考虑人生的大是大非问题。以《挪威的森林》（1987）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就是一位长跑狂，除非下雨，一天不停。据说，他从30岁那年开始此项爱好，迄今已参加了24个马拉松、一个超级马拉松（往往在数百公里以上）、6个铁人三项的比赛。除了跑步，他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写作，迄今已出版11部小说及短篇小说或散文集，并有译著多部。关于长跑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所知道的关于写作的事大多是从我每天的跑步中学到的。”在他“对自己用时多少完成比赛不再关心”的59岁这一年，村上出版了自己的新著：《我在谈论跑步时的所思所想》（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Translated　by　Philip　Gabriel.180pp.Harvill　Secker.）并被译成了英文在英国出版。说他的书同时是一种哲学思考，有以下话语为证：

关于不能永远争先：“在人生的公路上，你不总是能占据快速道。”关于热身运动：“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思维是由其身体控制的，对吗？或者情况恰好相反―――思维运作的方式影响了身体的结构？或者身体与思维相互影响紧密合作？”关于看着美丽少女跑在了自己的前头：“上一代被下一代超越。在这个世界里，这就是事物传递的方式，因此如她们超越了我，我并不感到情绪低落。”关于逐渐老去：“自从有了时间，它就一刻不停地向前奔腾不息。”关于发现自己的文学才能：“在我内心潜伏着尚未被触动的血脉。”关于铁人三项比赛中的骑行：“我会竭尽全力。”当然，以上语录若以日文原文呈现，也许其哲理性或至少是其语音的铿锵程度将更为完美。

“一个健康而平静的身体将是在成功写作这个漫漫征程上（英译文为“long-distance”[长距离]）的基本先决条件，”村上春树如是说。笔者想，他的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像他本人那样的“长跑作家”（Running　writer），也是对像我们这样业余时间以写作为乐的跑步爱好者（Writing　runner）的有益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