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三联的关系开始于大学时代。“文革”结束后，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得以进大学读书。当时同学中许多人都是工作多年的工人和下乡知青，有重新读书的机会，自然
和三联有了实际的接触是90年代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条件有二：一是三联有了新大楼和自己的书店；二是孙晓林女士调入了三联编辑部。
孙晓林和我是同门。我们的硕士读的都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导师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和她的导师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这些同门弟子在读书期间就曾会过面。毕业后我到军事科学院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修，她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中国历史卷的责任编辑，有了工作业务上的联系。后来，她调到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中心，我因查阅资料的关系常去那里坐坐。后来她调到三联，我很高兴，进城买书有了个歇脚的去处。每逢去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买书，我都上楼去编辑部找孙晓林聊聊。也不预约，见面也没有寒暄的客套，直接就问有什么好书。孙晓林是个与人为善的人，再忙也放下手中的稿子，和我闲谈一会。如果桌上有新出版的书，就随手送我两本。我出的书自然也赠送给她。这种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当时还不是三联的作者，自认水平也够不上在三联出书。但孙晓林不是功利的人，上门的都是朋友，这就是三联的人缘。
后来，拿的书多了，未免有点歉疚，觉得应该给三联作点贡献。正好三联也开始出版政治类书籍，孙晓林知道我曾经在人民出版社出过解放战争系列的书，问我有什么好选题可以合作。我也注意到，同样是政治历史类的书，三联却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出版社最初的几本书，如《雷锋》、《红军1934―1936》，都是人所共知的题材，却写出了新的视角，突破了传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久，三联又出版了金冲及先生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先生是历史亲历者，又是史学大家。他的书突破了以往的宣传口吻，以学术的分析和研究再现和解释了那个时代。孙晓林和她的同事舒炜找到我，说，金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反响很好，问我有没有可能续上一本，写1948年。谁都知道那是国共双方决战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个选题上，我有学术积累，所以愉快地接受了约稿。
但是，孙晓林没当我的责任编辑，却把这个选题交给了两位年轻的编辑――舒炜和曾诚。她说自己不擅长现代史，还是交给舒炜和曾诚做更合适些。我颇为感动。一般说来，作者是编辑的资源。一个编辑约到一个好选题，轻易不会转让的。但是三联人却把学术当做天下之公器，从不在这些私利上计较。听说范用、沈昌文、董秀玉这些总编辑，约来名家的稿子，也经常交给年轻编辑来做。一来让这些年轻编辑锻炼，另一方面也使三联的传统代代相传。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选题确定之后，我和舒炜就章节和内容交换了多次意见。我起初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在国共双方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细节上做文章。舒炜看了部分稿子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我在国共双方实力转换这方面多做些文章。他从一个读者的角度启发我，战场上的胜负关键在于实力。共产党是怎样在短短几年内，具备了战胜国民党的实力。这种实力对比还是要从经济基础、组织工作和兵源等多方面去研究。这个见解，给我一个新的思路。材料都是客观存在的，就看你有没有意识去发掘它。于是，我重新去搜集组织史料，加写了解放区新经济的建立、融化改造国民党军俘虏、解放区军事工作的创办、解放区对国统区的经济斗争等章节。补充了这些内容，这本书不仅给读者介绍了三大战役的经过，而且通过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使读者对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使这本书读起来更贴近历史真实，更令人信服。书出版之后，社会反响是好的，效益也不错。和三联的第一次合作给我一个启示：一本好书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创造的。二者的合作缺一不可。作者有写作的基础和特色，而编辑熟悉读者和市场。编辑审读作者的稿子，可以感觉到哪些是闪光的东西，哪些还有不足。而作者往往珍惜自己的作品，很难跳出个人的圈子去进行修改和补充。编辑和作者相互交流切磋，就能得到取长补短的效果，把一本书做的更加完美。曾诚作为责任编辑，在本书的发稿之前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许多历史文献的词句有它的时代特点，在今天看起来就怀疑是病句和错别字。曾诚都一一地和我核对，务求准确。
以后的日子，和三联的交往越来越多。出席研讨会，举办讲座。三联在学者的心目中是崇高的。能在三联出书，是学术圈中不成文的尺度和标准。但三联从不店大欺客，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谦逊、宽容的作风。每逢春节，三联出版社领导都要把作者请来，联欢座谈。那种平等、亲切的气氛，像个学术交流的节日。如果让我用一话来概括三联的风格，那就是“学术的良心”。
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三联出版有《中国的194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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