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9日，他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驾鹤西归。说“无奈”，是因为，今年2月22日入住该院时，他还满怀着祈愿，希望康复以后去完成自己已经多年思考成竹在胸的几项学术著述，却不料竟在没有病危通知书、又是病情最紧要时刻
栾勋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出身贫下中农，解放军中服过役，北京大学读过书，1963年起一直在中央直属国家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造诣高深”，又是中共党员，照理应该衣食无忧。可是他却生活得非常艰难：身居陋室，家徒四壁，活得很苦，也很累。1995年，他按期退休，退休金仅有650余元，直到病逝仍不足2700元。老伴是一位退休多年的癌症病人，长期需要治疗和保养，儿子也因病无法就业。两个人一月退休金，除去医疗及各种杂费，维持基本生活都有困难，常常弄得焦头烂额。面对此境，他只好病人优先，自己尽量节衣缩食，一般病能忍则忍，决不轻易就医……每念及此，我的心就感到一种莫名的难受与悲哀，欲说无言。我知道，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栾勋一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是收入最低的一批；其中相比更低者大都集中在社会科学院；而栾勋则是“更低”中的特别困难者。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的悲哀，其实已不止于栾勋。
但尽管如此，栾勋并不悲观。他的身上承续着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其精神始终遨游在思想和学术的极处，可以用“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来形容。那里是他神往的心灵家园，一旦融入，神采飞扬，思如泉涌，揭往圣之真谛，辨天下之大势，谈古论今，妙语连珠，判若两人。我清晰地感觉到他身上的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贫弱瘦小，似乎一阵风可以吹倒；一个是精神生命，充盈强大，锐不可挡。在他看来，一个有所建树的学者，不止要有知识，更需有思想，要有“真正的自由解放的心灵”。而这就需要“养气”。所谓“养气”，“就是涵养正气，涤除邪气；就是开阔胸襟，放开眼界；就是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就是培养自己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不为一己的私利所动，不为一时的邪气所侵”；这样才能凝聚良知良能，成为有“人气”而无“鬼气”的真人。这既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具有了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境界，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造性成果。关于这一点，文学所也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我国学界一位有独特贡献的研究家”。因为他提出的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要从古代的“人学”入手的思路，以及有关“从矛盾论到两端论”、“经权论”等重要思想观点的论述，对后学思考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贡献”的学者，在职时竟然未能评上研究员，真乃咄咄怪事！一位资深学术委员为此表示了深深的无奈和遗憾。他说很难怪某一个人，这是现行评审体制造成的。现在看来，这个“体制”正是令卓有才华的栾勋走向悲剧的一项重要原因：职称影响了收入―――低收入使他面对妻儿长期病情，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和矛盾―――困境和矛盾损害了他的健康―――多病的身体和贫寒的家境又剥夺了写作的条件……如此恶性循环，使他再也无力自拔！然而即便在这样的逆境中，他的脑海里依然活跃着自己的学术思考。住院期间，他向前来看望的领导和朋友，说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心中酝酿多年呼之欲出的雄文《从矛盾论到两端论》和《经权论》。在他的脑子里有不少已经成熟的优质成果，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会一一亲手摘下，奉献给社会。他是多么期盼着这样的收获啊。可现在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在我国古代美学研究领域，他的奉献，是别人所难以替代的。他的死，不仅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损失，也留给人们不尽的思索！
栾勋是一位不幸的才子。他原本可以活得更久一些，可是没有；他原本应该活得更好一些，也没有；他原本能够做出更丰硕的学术成就，仍然没有。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呀！
斯人已去，我辈无力回天。仅以一位友人一副令人回肠荡气的挽联，祭奠他的在天之灵：
一身傲骨满腹经纶沥血呕心穷天究地尽作混沌论
万卷诗书终生困顿殚精竭虑执两用中都成现象环
我以为，这是对栾勋一生最准确最传神的概括，说出了学界友人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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