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飒，本名阎妮，活跃于当代法国文坛的著名华裔女作家。1972年出生于北京，小学时代即已显示出创作天赋。1982年以后，连续在《儿童时代》、《儿童文学》、《人民文学》、《诗刊》、《她以笔名山飒（Shan Sa）先后出版了法文长篇小说《和平天门》（1997）、《柳的四生》（1999）、《围棋少女》（2001）、《女皇》（2003）、《尔虞我诈》（2005）、《亚洲王》（2006），诗集《凛风快剑》（1999）和诗书画集《书法家的明镜》（2002）等，并获得了龚古尔处女作奖、法兰西学院奖等多个文学奖项。法国龚古尔文学院院长弗朗索瓦・努里斯耶赞叹《围棋少女》“如同一幅纯净传统中的中国水墨”，称山飒为“一个以法语写作的中国作家或者是一个浸透着中国文化和情感的法国作家”。
相约山飒专访，是我多年的愿望。10月中旬，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中国比较文学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正逢山飒回北京探亲，10月14日下午，我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对她进行了采访。以下文字由杨莉馨根据现场采访手记和录音整理而成，并经山飒过目。本刊为节选，全文另刊。
钱林森（以下简称钱）：您的法文版长篇小说《围棋少女》曾荣获法国四项文学大奖提名，并于2001年夺得由中学生自由投票评选出来的法国第十四届中学生龚古尔奖桂冠，成为2001-2002年法国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围棋少女》的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也拥有了广大的读者。您能否谈谈《围棋少女》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灵感来源和希望表达的主题内涵？
山飒：创作《围棋少女》之前的数月，我正在意大利。当时的我深感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浮躁，人们对文化的兴趣逐渐下降。这时我的外祖母去世的消息传来，令我深为感慨。我的外祖父16岁就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经常被日本军人围杀，后来上太行山打起了游击。我的外祖母原是香港人，17岁时到上海读大学。东北三省沦陷后，她毅然选择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选择了寒冷和饥饿，抛弃了学位和可能有钱的丈夫。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就是在太行山的抗日斗争中相识相恋的。我的母亲在延安出生，属于真正意义上以马背为摇篮的一代人。在祖辈、父辈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下，我对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始终刻骨铭心。我的外祖父解放后曾任解放后长春第一任市委书记，后在文革中去世。我也在长春生活过两年。所以，《围棋少女》寄托着我本人对东北的深厚感情。我的外祖父母的经历使我思考：究竟是怎样的动力使得老一代的革命者能够弃绝物质享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救亡的事业？而当历史的这一页被翻过之后，我们作为新一代人是否会将他们遗忘？我们是否会遗忘他们的人生追求，失落对于什么是人所追求的自由与尊严的思考？所以，我写作的动因在于要把上一代人的价值理想、精神追求忠实地记录与表现出来，引发读者去思考：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成为了可能。
钱：《围棋少女》出版后，畅销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德国、希腊、荷兰、波兰、克罗地亚、中国、韩国、日本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小说出版后所产生的反响？它的成功与在读者群体中产生的普遍共鸣是否使您感到欣慰？
山飒：据我所知，《围棋少女》目前已有30种译本；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已在德国、法国三次被搬上了舞台；以此为题材的电影也正在拍摄之中。它将成为电影史上首度由中、法、日三方合资拍摄的电影。而在小说被翻译成为各种语言的版本后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和各国读者的接受差异，也使我从某一个侧面对人、社会和整个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阅读角度。作为作家，自己的创作初衷可能也会与读者的接受与阐释之间产生一定的距离。仅就《围棋少女》这部小说而言，日本女性之所以对其产生共鸣，原因在于女主人公的追求与激情为少女们提供了一种榜样；也有的读者很喜欢那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因为他最终冲破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束缚、表达了渴望和平的人类理想。
钱：我们能不能再谈谈您的另一部力作《女皇》？它的销售情况与在读者群体中的反响如何？您能否谈谈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
山飒：《女皇》2003年8月出版，首印10万册。现已被译成24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发行。它在日本大受欢迎，中译本也正在修改完善之中。
关于创作灵感，说起来就与女性文学有关了。我从小就喜欢武则天，由于从小练习中国书法，我特别喜欢武则天时期流行的那种柔弱、秀丽的书法风格，迷恋盛唐时期的文化。唐朝的文化很绚丽，很优美。在我看来，武则天是处于初唐向盛唐过渡时期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这个时代孕育出来的最绚烂的花朵。她的一生波折很多。所以我特别想写一个女人的故事，考察在中国文化走向顶峰的时代，一个由寒门少女到统治唐朝长达50年的女皇的人生是怎样走过的。
同时，我自觉之前的作品相对而言还比较幼稚，而《女皇》是我第一部成熟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努力演绎出一个全新的武则天形象。在我的理解中，武则天是一位忧国忧民、以善为本，努力解放妇女和平民百姓的皇帝。她当然也有强权和暴力的一面，但我认为她的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实施暴力的。
钱：一般而言，侨居海外的华裔作家描写漂泊经历和怀乡情愫主题的非常多，比如旅法作家盛成、旅美作家严歌苓等等。而您的雄心却使您在题材选择方面不断开拓，甚至走向了对当代法国社会生活的直接观照。能否就此谈谈您的一些想法？
山飒：在法国，出版界是非常商业化的。在某一位作家出名之后，出版商就会希望他2她继续写作同样风格、仅是题材有所不同的作品。比如在《女皇》出版之后，出版商就希望我再写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比如说，《女皇》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的绚丽，写完了，马上反过来写一个在巴黎发生的间谍故事，笔法特别地冷酷，因为是一个工业战，全部发生在法国。而我在完成《女皇》之后，则在想着怎样再更上一层楼，实现自我超越，虽然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要实现自我超越其实很难。那么，怎样使新作既保持原有的水准，又能更上一层楼呢？我选择了换一种文体、改变原有的创作风格，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文学的门，因为文学有很多的门。《围棋少女》是我出版的第三部小说，之后在法国又出了三部小说。我的每一本都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写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笔法。在《女皇》之后，我选择了侦探小说这一文体。我向来喜欢读侦探小说，因为它们需要通过技巧设置悬念，表现人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而且节奏紧凑。于是我写了一部反映法国政界的小说《尔虞我诈》。我在法国政界有很多认识的人，而且我还从报纸上刊登的政治风暴中汲取了营养。我努力想表现三个人物的复杂心理，表现他们在玩语言游戏时是如何陷入了空想与妄念之中，以为用自己的谎言骗过了别人，其实却反而被别人的谎言所操纵。所以，这部小说采用了简练的文笔，设置了很多对话来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斗争。如果说《围棋少女》风格清纯、简练，《女皇》风格壮丽、色彩鲜艳的话，这部新作则以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而使读者感到恐惧，使他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我以黑、白、灰三种色调为主，以幽默、讽刺的笔法讲身边故事、说身边问题，风格与以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显得非常现代。
钱：您能否谈谈您的新作和最近的写作计划？
山飒：2006年，我在法国出版了新著《亚洲王》，主要内容是写古希腊时代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征伐整个亚细亚途中的奇遇。他遇到了大草原上游牧部落中的一位女酋长。他们两个之间你砍我杀，结果打出了爱情。在这部小说中，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自封为“亚洲王”的亚历山大一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比如说殖民主义、暴力和侵略是如何与东方游牧民族的智慧、哲学、宇宙观和人生观产生碰撞的。我有意虚构了他与草原上的女酋长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来表达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冲撞。这一构思来自于我所查考到的一则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千古之谜。当时的亚洲大草原上驰骋着一个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的游牧民族，自由如草原上飞翔的鸟儿。亚历山大曾与她们相遇，当然，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由于主人公亚历山大一世是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学生，喜欢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荷马史诗也是我酷爱的作品。于是我有意选择使用史诗手法，并采用第一人称进行了叙述，希望能够写出一部历史长诗。让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在完成了《尔虞我诈》的写作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最心爱的领域，即历史题材之中。和《女皇》中的武则天一样，亚历山大也是一位历史人物，只不过是一位男性，而且是一位集历史、文化、诗歌、战争因素于一身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男性。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这位弑父、充满暴力倾向的亚历山大，又是如何率领他那一万人众，奇迹般地战胜了当时的亚洲强国波斯的。这部小说同样很受读者喜爱。
完成这部小说之后，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希望能够在文学上再提高一步。我从小就特别爱看科幻小说，尤其爱看发射卫星、登上月球之类的故事。就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都琢磨过。当然，那时是以一种小女孩的天真幻想来琢磨的。我现在在写一部科幻小说，就是希望能把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变成现实。这部小说大概明年可以写完。此外，我还在忙于根据自己的小说而改编的3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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