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是一种急性病毒性传染病，与黑死病和霍乱并列为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此病的特征为高烧、浑身乏力、恶心呕吐和严重皮疹；重型表现为紫癜或出血斑，有的病例甚至刚刚发病，躯干和四肢弥漫分布猩红热样的据说，这是加德斯登的约翰在施行传统的“红色疗法”（Red Treatment）。这一“疗法”的产生，是有其特别背景的。
天花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在印度河河谷流行；随后在公元583年传到朝鲜，两年后，类似天花的瘟疫，可能是天花的变种从朝鲜传到日本。所以，印度和日本是较早受天花侵袭的国家之一。古代的印度人和日本人相信，祈求天花神或被他们尊而为神的公元6世纪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Daruma），能让他们免遭天花的侵袭。当代学者约瑟夫・A・凯布兹（Josef A. Kyburz）等所编《酋长的双重生活》（La double vie du patriache）一书中的“菩提达摩、天花和红色，一位酋长的双重生活”（Daruma,Smallpox and the color Red,the Double Life of a Patriarch）一文中说到，在印度或日本，大人们“无论如何要给患病的孩子一个菩提达摩的玩偶或别的吉祥物”。文章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到红色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它的诸多象征意义中，还包括象征麻疹。天花神的祭坛都装饰有一条条（日本神道中的）红色的纸片，一个菩提达摩的玩偶和一只猫头鹰，患病的孩子要戴一袭红色的风帽”，因为这红是“象征阳、火和驱邪……”
这种“红色疗法”并不是只有英国在用，法国国王查理五世被染天花时，也让他穿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袜子，戴红色的面纱。
在已经查明天花的发生是由于病毒的传播的今天，人们已经明白不论是“红色疗法”或者像古代的印度人去膜拜“天花女神”，都不会有实际的用途，而种痘才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可这却并不是容易使人相信的。
实际上，虽然天花是迟至公元1世纪左右汉代之时由战俘传入中国的，但中国人却最早对防治天花作出了贡献。中国的人痘接种防治天花的方法，大约出现于16世纪后半叶。清代的医学家朱纯嘏（1634-1718）在《痘疹定论》中有叙述。到明朝，医生或以“旱苗法”，取天花患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冰片。樟脑等吹入受种者的鼻腔；或以水苗法，将痘痂加入人奶或水，用棉签蘸入受种者的鼻中，让他们染上轻度的天花，发热出疹；待病症消失后，就等于是已经出过天花，获得了免疫的效果。到了清朝，据清初张璐的《医通》所述，这“种痘之说，始自江右，达于齐燕，近则遍行南北”，已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其优越性且为俄国人所看好。俄国政府曾于康熙52年，即公元1713年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种痘。中国的种痘法传入俄国后，经过改良，用得很广。最有趣的是俄国南部靠近土耳其的穷苦山民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为使他们的女儿将来能卖作大领主、波斯王或土耳其宫阙的美女和奴仆，在她们长到六个月的时候就给她们种痘，以免可能因染上天花而失去年轻的生命和美貌。后来，土耳其人又从俄国人那里学会种痘法，并迅速推广。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哪一位“巴沙”――土耳其总督或其他高级官吏，会在自己的子女断奶前不给他们种痘的。
土耳其的种痘，给一位来这里的英国女子蒙太古夫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蒙太古夫人原名玛丽・沃特利・皮尔庞特（Lady Mary Wortley Pierrepont,1689受洗-1762），父亲金斯敦伯爵伊夫林・皮尔庞特（Evelyn Pierrepont,Earl of Kington）是约克郡的一位绅士，后来成为金斯敦第一代公爵（1stDukeofKingston）。
玛丽原来只从父母那里受过最低限度的教育，但她从小就习惯于每天沉浸在家庭图书馆里，还偷偷通过字典学会了拉丁文，竟能阅读古罗马作家奥维德的原著；父亲看到后非常高兴，就为她请了老师教她意大利文。同时她自己又学会了法文，最终达到很高的文化素养，甚至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散文家。
玛丽・蒙太古有能力引述拉丁文原文的能力，引起爱德华・沃特利・蒙太古的注意，他相信，这个女人定然与众不同，她应该多受教育、精通文学。
爱德华・沃特利・蒙太古（Edward Wortley Montague）进过剑桥，还取得过律师资格，是辉格党的著名发言人。爱德华与玛丽经过几年通信之后，决定在1712年结婚。玛丽的父亲决意要她嫁给一位比他还富有、但却缺乏教养的贵族，就把玛丽送去嫁给他。于是，玛丽决定与蒙太古私奔：蒙塔古乘了一辆马车跟在他们后面，等到半夜，偷偷将玛丽从饭店带走。
1713年，安妮女王去世，汉诺威选侯继承王位，称乔治一世。辉格党人掌权后，爱德华・蒙太古于1717或16年出任英国驻土耳其高门（Sublime Porte）的大使，玛丽也跟随丈夫去往伊斯坦布尔。
玛丽・蒙太古是一个感觉敏锐的观察家，处在这么一个具有异域情调的国家里，她对一切都很感兴趣。她遍访各地，了解土耳其人的风俗，学习她们的语言，甚至深入到下层人的生活中去。由于她的弟弟在1713年20岁时死于天花，她自己本来是以美貌而闻名的，但两年后也因患天花，脸上留下麻，眉毛都没有了。这使蒙太古夫人特别注意土耳其人通过接种防止天花的办法。去土耳其仅两个星期，1717年4月1日，她就从土耳其西端的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给她在伦敦的女友萨拉・奇斯韦尔（Sarah Chiswell,?-1726）写了一封信，描述在那里人痘接种的情况：
“关于瘟热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会让你想要到这里来。天花在咱们中间是如此致命、如此普遍，在此地，由于有他们把它称为接种（engrafting）的发明，完全没有危害性。每年秋天，在酷暑减弱的9月里，都有一伙以做这手术为业的老妇人。她们相互探问有哪家想要接种预防天花。她们就是为此聚合一起的，他们相遇时（通常是十五六人），那个带着一只核桃壳里盛有上好天花浓汁的老妇人就问你愿意划开哪根静脉。她立即用一根大针把你所指地方挑开（让你不会比搔痒更痛），再用她的这大针的针尖把脓汁尽可能多地嵌到里面去；在这之后，用一片空贝壳将小小的创口包扎起来；并以这样的方法划开四五根静脉。古希腊人普遍有迷信观念：在前额的正中划一道口，两臂各划一道口，胸部划一道口，形成一个十字记号，但这有很糟的后果，所有这些创口都留下小小的瘢痕。这些不迷信的（土耳其）人没有这样做，她们选在两腿或者手臂上的隐蔽部位。孩子和年轻的病人在以后的几天里都在一起玩耍，而且到第八天都健康状况良好。后来开始发热了，他们便让他卧床两天，难得有三天的。他们脸上很少有二三十颗以上的痘疱，它永远不留痕迹，而且在这八天时间里，他们都和患病前一样的好。创口处只在有温热的时候疼痛，我不怀疑这是缓解温热的最好办法。每年都要做数千例这样的手术。法国公使高兴地说，他们通过转移的方法来预防天花，就像把水引到其它的地区一样。没有一个因接种而死的例子，你可以相信，我对这一经验的安全性非常满意，所以我打算在我亲爱的小儿子身上进行试验。我是爱国者，尽力要使这一有效的发明在英格兰成为风尚，而且特别要就这件事给我们的一些医生写信，只要我知道，我认为他们中有哪一个怀有良好的德行，为了人类的福祉，放弃一笔如此可观的收益。不过瘟热病对他们太有利了，不击穿他们的种种抱怨，就很难使目的达到。不过，只要我能活着回来，也许我会有勇气跟他们作斗争的。到时候，就赞美你朋友心中的这种英雄气概吧。”
蒙太古夫人果然以她的行动实践了她对自己的英雄气概的期待。
基于她本人的切肤之痛，和如今亲眼目睹的事实，她深信土耳其的接种经验的效果及其重大效果。于是，第二年，即1718年3月，她就在伊斯坦布尔使馆，让使馆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梅特兰（Charles Maitland）为她六岁的儿子爱德华种痘。虽然她的牧师劝她，说这种接种法并不是基督徒的，只能在非基督徒身上才有效果，基督徒的一切努力都会枉费心机，她仍坚持这么做。可是，孩子接种之后的良好情况，使蒙太古夫人更加坚定了信念。于是，在她1721年4月回到英国之后，就向她的朋友介绍接种的优越性，和这项程序如何使土耳其人，还有她自己的孩子防止了天花的严重危害；同时她又再次请梅特兰医生，甚至当着宫廷医生的面，包括国王的御医、皇家协会会长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ne）在内，为她三岁的女儿玛丽接种。这是第一次在英国的专业接种。小玛丽经过发热之后，即恢复良好，长大后嫁给了比特爵士（Lord Bute），比特后来成为国王乔治三世的首相，两人生有11个孩子。
蒙太古夫人要在英国让接种“成为风尚”并不容易。因为当时这一新方法有很多反对派，特别是来自宗教方面的势力。牧师们坚持说，接种是违背神圣上帝的意志的。他们宣称，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接种是邪恶的想法：一、只有上帝才能让疾病降临人类；二、要让接种来取代比较致命的疾病，这本身就是渎神的做法。反对接种的神职人员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埃德蒙・梅西牧师（Rev.Edmund Massey）。梅西牧师认为，将疾病降临人类是上帝的意志，“是考验我们的信念和惩罚我们的罪恶。害怕患病是对人的有幸的约束。如果人人都身体健康，他们可能就不太会正直了。”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梅西的言论是会迷惑一些虔诚教徒的。于是，蒙太古夫人去寻求她的好友威尔士皇妃的帮助，要以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接种的积极作用。
威尔士皇妃卡罗琳(Princess Caroline)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安妮刚患上疑似天花的病症。“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们，也为了公共利益”，汉斯・斯隆回忆说，“她请求对六名被判终生监禁、未曾出过天花的罪犯作接种试验。”于是就找了伦敦纽盖特（Newgate）监狱里的囚犯。这一被认为“皇家的实验”于1721年8月9日进行，斯隆本人和26位皇家内科医师协会的医生去实地观察。结果，参加的三男三女六名犯人，除一名以前已经出过天花的外，全部染上了天花，且都全部康复。随后，热心于此法的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内科医师、对预防医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理查德・米德(Richard Mead,1673-1754)又对另一名囚犯，一个18岁的少女进行了实验，也收到同样的效果。这些凡人全都获得了释放。威尔士皇妃确信这实验的结果，让她自己的两个女儿也于1722年4月17日接受了成功的接种。医学史家评价，是蒙太古夫人将接种的方法介绍到英国。
尽管接种和不接种相比，在预防天花传染上果然有很大的优越性，但这人痘接种本身却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1796年，一个接种上人痘的儿童使17人感染上了天花，其中有八人死亡。于是，反对派似乎找到足够的反对理由了。
17、18世纪，在英国，不但天花施虐，奶牛群中牛痘也很流行。牛痘的病原体牛痘病毒与天花病毒是“同族”，它使奶牛患上轻微的传染病，挤奶女子手上若有伤口，便可能被传染。染病后，会出现低烧、不适感和局部淋巴结肿，但很快就会痊愈，极少引起水疱，更没有致命的危险，所以不太会给病人的脸上留下麻点。更有趣的是，这些曾经染上牛痘的挤奶女子，未见再有出天花的，即使在天花流行期间也不受感染。格洛斯特郡贝克莱的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做学徒时，一次，正是天花流行期间，他问一个来就诊的年轻女子怕不怕天花，那女子回答说：“我不会得这病，因为我已经出过牛痘。”后来詹纳又听说有一位饲养家畜的农夫本杰明・杰斯泰（Benjamin Jesty）于1774年用“打袜针”给他妻子和两个儿子在手臂上接种，嵌进患牛痘的母牛乳头上的痘浆，来预防接种。
于是，詹纳在1796年5月14日“选了一位八岁左右的健康男孩（第17例，詹姆斯・菲普斯）来接种牛痘。接种物采自一位挤奶女子（第十六例，萨拉・内姆斯）手上的牛痘痘疱。”数天后，孩子体温增高，出现寒颤，但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手上原来结的痂也脱落了。7月1日，詹纳让菲普斯接受天花脓汁，也证明情况良好。后来，詹纳又给其他的儿童和成人接种牛痘，并以天花脓汁对之挑战，结果发现总是能够经受得住天花的袭击。
虽然一次次的证明接种牛痘能够有效地预防天花，仍然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除了宗教人士，甚至还有医学家也竭力诋毁这一伟大的科学成就。教会一方面愚弄说，要想免受天花的惩罚，唯一的就是要向天花女神赎罪；另一方面还故意捏造事实来吓唬人。
自然，这类欺骗宣传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有一年，就在上述教会的教区，又流行天花，只有种过牛痘的人才免受感染，安全无恙。这样一来，要求种痘的人就多起来了。在先进医生们的支持下，牛痘接种迅速获得推广，甚至传到了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