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从买三联的书、读三联的书，直到在三联出书，可以说是一段愉快而难忘的记忆。
2001年，我的一本关于饮食的随笔――《老饕漫笔》在三联出版了，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当时关于饮食方面的杂谈，或借饮馔为由，拉杂谈一些人文掌故的书还不多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习惯，无论读书或买书总注意是哪个出版社的出版物，而人文社科类出版社的状况及水平自然在我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评判尺度。近二三十年中，三联的选题虽然也有着一些起伏和变化，但我却始终不渝地是它忠实的读者。以学术、艺术、人文、生活各个方面的选题而言，三联确是恪守着生活、读书、新知的文化传统，为读者提供了领域十分广泛的知识境界和思考空间，这或许就是我对三联一直怀着一种高山仰止之心的原因。
2001年8月，第一版的《老饕漫笔》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比较畅销的书，而三联在此期间从未进行过任何炒作和宣传，这也就是第一版发行后在全国二三十篇书评中几乎没有人了解我个人情况，就连著名书评人黄集伟也误会我是80岁老人的原因。
《老饕漫笔》出版后不久，三联以一种十分轻松的形式搞了两次与读者的见面活动，说不上是讲座或座谈，但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交流。我记得一次是与范用老和汪曾祺先生的公子汪朗在西单图书大厦与读者见面，另一次是与沈公（沈昌文先生）和中央电视台的张越女士聊天，当然都有不少读者参加，形式却很简单，话题更是轻松――漫谈“胃里的文化”。沈公还打趣说，他更注重的是“文化里的胃”。
2006年10月，我的第二本随笔集《彀外谭屑》也在三联出版了。或许是书名取得太不通俗，销售远比不上《老饕漫笔》。当然，这责任完全在我，“好古”好的不是地方，太不合时宜了，弄得似是而非，难怪有的朋友说，取这样的书名就是存心不想卖出去。令人感动的是三联同仁非常尊重我的意见，从书名到封面设计，都融入了我个人的情趣和爱好，设计方式力求清雅，但结果证明，对于这本书的发行适得其反。
2004年日本青土社将《老饕漫笔》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铃木博译）。2007年台湾三民书局又购买了《老饕漫笔》和《彀外谭屑》两本书的版权，并将其列入他们的“世纪文库”。这些版权输出的工作，也都是三联同仁做的，而我只是在协议书上签了个名而已。
在两本小书的出版过程中，结识了三联的几代掌门人，像范老、沈公、董秀玉先生和现在的几位主政领导，大家成为朋友。尤其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实在令我心存感激。此外，也因为在《读书》上发过几篇小文，与吴彬、李学军她们也都十分相熟，与图书编辑部的郑勇、张荷、黄大刚、曾诚诸位也有许多接触。我喜欢他们编辑部的气氛，如在午后去那里，会正巧碰上他们，大家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这种作者与编者之间融洽的关系和氛围，让人感觉是如此的亲切。我想，有这种感觉的恐怕绝对不止我一个人，常常在三联遇上不少我也很熟悉的作者，我想他们一定也会有此同感。
这些年来，每逢腊尽春来，三联都会以各种形式邀请部分作者小聚，我有幸每年应邀参加这种聚会。每值此时，我总会产生一种艳羡，那就是羡慕三联所具有的凝聚力。与会者有年逾八九旬的文坛名宿，也有许多现今当红的作家和文化精英，虽然聚会的形式非常俭朴和随意，甚至地方拥挤，但是凡被邀之列，几乎悉数与会。在这样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学术领域，也有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能商榷兼容，而在三联的感召下却能共赴雅集，实在是令人感动的，这也表现了三联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
三联有着一种出版人的“大气”，而这种大气正体现在他们不跟风逐浪和刻意包装的正派作风，以及对文化、学术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三联的书总给人一种清新之感，或者说是一种隽永的魅力，而更可贵的是，这种对选题文化内涵的评估乃至冷静而犀利的出版家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几位领导者，而是渗透在三联的所有的同仁中，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大概可以称之为整体素质罢。三联之所以称得上是三联，我想正是来源于这种整体素质。
倏忽之间，三联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而这60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的60年，同时也是中国出版界经历风风雨雨，崎岖坎坷的60年。面对当前严峻的图书出版形势和日渐萎缩的图书市场，我真是希望三联能够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在几代中国文化人心中的美好形象。
赵珩，1948年生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在三联书店出版有《老饕漫笔》（2001）、《彀外谭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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