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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里的“三联”

2008-12-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浪 我有话说
我是被钱钢先生拉去的。一半是因为《三联生活周刊》,一半是因为“三联”。没有周刊,我们这些新闻人不会跑到这里;不是“三联”,这帮人不会那么毫不犹豫。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三联生活周刊》创办史今天也成了传奇。光是先后掺和进来的这些人的名字就够唬人的了:钱钢、徐友渔、朱学勤、胡舒立等等一大帮学界、

新闻界的人物,有关他们的经历和故事,给今天的“80后”“90后”讲起来都是段子,可当年,就是因为“三联”一块牌子,二话没说就跑来了。

此前,咱们都是读书人。往二十年前去,这儿的出版社装扮都一样,产品特征都一样。门口的那块牌子,换了省名、市名就都差不多了。书,读过几本,总会有喜欢的;喜欢的书里又总碰到那个三叉戟一样的小徽记,所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就记住了。再加上邹韬奋、胡愈之和“老书店”名头,一个优秀“品牌”里必须的“品质”、“传承”、“区别性”的要素就都具备了。

后来知道三联,不仅由于她的出书品质,还因为传说中人的魅力。这个“后来”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那是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凡自由活泼的人终是一路,就好像那些爱板着脸的大叔们也喜欢一路一样。

第一次听说“范用”的名字是几十年前在丁聪先生那里。那天晚上我去丁先生家取插图,在城西那座凌乱的蜗居里等了有一会儿,编辑部那边等着发稿,有些急。后来丁先生回来好一通抱歉,说是到范用家去了,在那里吃的饭,丁先生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回报社问“范用”是何许人也?知是三联的领导。想着范领导大概和我们的老钟(钟沛璋,前中青报副总编辑)一样爱和大家聊天,不过老钟是没请大家饭的。

见到沈昌文先生更晚一些,是80年代在《读书》杂志的一次读者聚会上。忘记沈先生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是些恭维读者的很有趣的话,举座欣然。不知怎么,对沈先生的记忆老是与《读书》有关。一个老编辑,办了本杂志;他离开多少年以后,人们说起这本杂志还要联想到他,这事也大不容易!印象里,沈先生就是那种书本里的上代文人,不是儒雅的“端”着的那种,是知性的有智趣的那种。传说中这位出版社的总编辑喜欢用他不太干净的大杯子给大家煮咖啡,烧红烧肉;因为文章的精彩在办公室大声喧哗。

老董只请我吃过一顿饭。就那顿饭上说起让我回来,再把周刊弄起来。

那时是生活周刊最难的时候。和香港的合作结束了,和第二家的合作刚要开始,前途未卜。因为第一次“豪华阵容”的解体,而且当时学勤兄还在那儿守着摊子;说实话,这时候上,天时、地利、人和,哪条都不沾。老董后来写文章说:“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说的就是这一段。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选择,既是因为看好杂志的未来,更是喜欢三联的文化氛围和品牌。

那年在三联开会,算是纪念周刊的十年,我说了句话:“没有老董就没有《三联生活周刊》的今天。”老董说:“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那一段的经历使我领会了一个在以后经历里十分重要的意念:做好一件事情,除了取决于编辑出版人的水准,还需要有意志和执着。老董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

作为总编辑,老董的文字不多。不过生活周刊创刊号是她写的,不是那种文采华丽的,但是写的很坚实,现在回头看去,依然是这样――

“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

六十八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在这历史的承传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一起来办成一份百姓自己的刊物。”

我对三联的记忆,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和人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看来,作为一家有着鲜明文化品位和人文理念的出版机构,她有范用,又有沈昌文,再有董秀玉……这样一种人脉上的传承也真是一个奇妙的景观!直到今天,我始终关注潘振平编辑的书,还要读朱伟的专栏,看苗炜、王小峰们的文章;作为三联的作者,还深为我的编辑黄华的亲和、严谨、精湛的编辑作风所折服!

复牌后的三联有三十年了吗?你的书我读了三十年,你的“人”我看了三十年,你是我最瞩望的一家出版机构;我在看你续写自己的传奇。

杨浪,1955年生,浙江海宁人。职业媒体人。在三联书店出版有《地图的发现》(2006)、《地图的发现・缘》(2008)。参与创办《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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