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西斜，是来剧院后台化妆的时候。从1957年这座首都剧场落成到现在，多少人艺人在这条道上来回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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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一线，开始画圆
灯市口同福夹道，沿着最热闹的街面往胡同里走，那里就有濮存昕的家。空政话剧团的宿舍大楼，坐落在原来段祺瑞府宅的遗址上，原来祠堂的影子依稀得见，却没保留下来，濮存昕直叫可惜。但在我看来，从这儿开始，追踪濮存昕的演戏人生，倒是个起点。因为当年作为空政话剧团的演员，最初住的平房宿舍竟然还在，它们隐在两栋宿舍大楼的后面，几个拐弯就可以得见。我第一次到他家采访他，他就带我去看，夜色中，也能感觉到当年的破旧。
再拐些弯，两栋楼的一侧，是濮存昕结婚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家，现在被标为危旧房，当年外搭的小厨房，还能看到他亲自铺的地砖。“在这儿住了十六年，很好记，因为女儿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一直长到十六岁。”像当年所有类似的老房一样，这样的房子不会配备厕所，要拉屎撒尿，得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冬天夜里冷，出门不方便，便在家里备个尿盆。在这个地方早上起来，不用抢扫帚，但是必须倒尿盆。即使稍稍有了名气，脸很熟了，这工作仍然由他来做，面对大家的眼光，濮存昕脸来得平平：你家大人小孩不撒尿啊。不过，有一件事最难堪，就是他演了《英雄无悔》的高天之后，再去蹲那个公共厕所，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老少爷们在他身后窃窃私语：看，这就是高天。
所有的贫穷与寒酸都比不上这样的刺激，听他说这个，我就稍微能理解他为什么能频频地接拍广告了。
濮存昕现在的家，当然是这些年名声与广告综合累积的结果，它透出的不是奢华，而是一种心可以安适与舒缓的自我空间。字画与剧照相映，大大的长条桌，小小的写字台，饮茶泼墨，各得其所。
采访就在长条桌旁进行。我试图用最笨的流水账办法让濮存昕回忆，无数次，我们见面的开场白都是：明天就要做李白的彩排了；《建筑大师》又要开始了，我一点状态还没有；《白鹿原》又该演了，我得想想这次还有什么可能，总不能重复自己啊。这样的紧迫了，间或他还会告诉你，他要参加国际音乐节开幕式的吟唱部分，或者参加纪念孙道临诗歌朗诵会。嗓子是他的演艺之本，我怎么能让它在对我一个人的回忆与诉说中得不到休息呢。采访只能见缝插针。有点像他描述电影《望乡》那田中绢代的哭声：“涓细而永不止息。”
曾有一次，采访结束，他开车送我回家，出灯市口时，他又说了一句：你看，宛萍家就在灯市口西口，而我当年是在内务部街出生，找媳妇也没找远，工作最终又在人艺，说来说去，一辈子也没离开灯市口这块地儿。
他这样一个人人尽知的明星，是可以坦然地行走在街面上的。有时我们聊完了，到附近找饭馆吃饭，路上他能打一路招呼，被熟悉的人叫做“濮哥”，被马路边坐在小马扎上的普通百姓叫做“大明星”。彼此的眼神都没有生分之意，好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角色・人生・交换・获得
有一天，也是从报纸上看到，话剧《建筑大师》开新闻发布会，大导感叹他的工作室的戏越排越穷，最后说了一句：“濮存昕答应为我的工作室再接些电视广告。”这句话是大导随口说的，有一种“大不了我们还能借濮存昕筹措些钱”的自嘲，却一下子将我对濮存昕的认识进了一层。
一个像他那样有做大艺术家追求的人，为什么还会对做广告放不下？当年接广告，固然是因为生活困顿，居住地方狭窄，上公共厕所也会被人认出，没有尊严；那么以后呢？开着宝马又有豪宅了，接拍广告的动力又是什么？
很长时间，这成为我和许多知识分子朋友接纳濮存昕的一个障碍。而我的不理解还更多一分，就是与他接触，谈到那些广告，他都神情坦然：是啊，是我拍的。没有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之意。
经由林兆华这句话，我似乎抓到了属于濮存昕的行为逻辑。就是，他愿意，用一种低的价值换一种更高的价值，甚至愿意为此牺牲点什么，虽然这种牺牲，在世俗看来，是一种获得――名利从来都是双刃剑，你不可能处处得好，左右逢源。所以，在网络上，他也为此挨过骂。最大的损失，是在我那些精神上有洁癖的朋友心中失分。
可是他甘愿做这种交换。什么是他心中最高的价值，林兆华与他的戏剧应该算一个，而且该排在首位。否则，就不能理解他为何接下人艺副院长的职务，最后又坚决地递出辞呈。没有换回林兆华更大的艺术空间，他曾经长时间失落其间。
通过做广告，为林兆华的工作室注入一笔资金，这事完成之后，濮存昕今年又开始筹划另一个项目，是为王贵做的――他想重排王贵当年的《WM・我们》，而且是自己做导演。“2008年年底是知青下乡四十周年，我想把它搬到人艺的舞台。票价订得低些，就是为了让更多观众看到这出难得的戏。这事儿要运转开，当然我得筹点赞助。不过不怕，实在不行我垫底儿，没问题。”
“钱不是问题”，“我们不能为钱所累”，这是我听到的濮存昕演艺之外最多的一句话。以濮存昕为采访与写作对象，我曾经非常抵触与他谈到钱这个话题。我怕他谈得不好加上我把握不好，变成了一种无力的抢辩。但以林兆华所言为契机，我终于能将许多不经意中谈到的事串起来看：2008年2月14日，他飞上海领“浪漫爱心公益大使”奖，我问他会有出场费之类吗？他说，我和他们谈的是，要我领奖出席可以，这边正好有一个重病的女孩子需要手术费，能否资助这个孩子？结果他为这个孩子当场筹到10余万元。
还有一次，朋友牵线，请他为江苏一个牙膏企业做广告，头一年的广告费他没要，但他说，就把它折合成牙膏，捐给西部地区小学教师吧。
类似的还有，他当知青时所在的农场有一个企业想邀他做广告，谈合同时对方的意思是：这里曾经是你下乡呆过的地方，能否开价低些？濮存昕说，可以，但你们也得付出，就捐给农场的学校吧。
非常明确的交换，毫不含糊的交换，濮存昕和企业界谈钱，谈得就这么理直气壮。通过他的广告，他建立起自己的基金，同时运作着自己的资金流。一种心安理得，也许在于他看着它们流向了该去的地方。这正应和了他对媒体说的财富观，我记得只有两句话：该赚钱时赚钱，不该赚时一分不要；该掏钱时一定要掏，不论多少，只要去做。
夫妻之间，谁捞着了谁？
恋爱与结婚，乃至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一直被濮存昕划定在个人隐私之内，他不上电视台的“夫妻剧场”，拒接媒体采访（被问到这方面的话题也绕道而过）。我对他们婚姻零星片语的印象，建立在相熟朋友有限的闲谈中。只知道当年的他们，同属于空政文工团，一个属歌舞团，一个属话剧团。宛萍执意要在话剧团找对象，濮存昕理解概括为：这个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对文化人的好感。而宛萍也承认，当年看到那个站在黑板报前写写画画的年轻小伙儿，心里就认定是他了。当时宛萍是营级干部，而濮存昕只是个小战士。
“婚姻有时是一种下注，你不觉得吗？那时哪知道他现在这么有名？”岁月更迭，温婉可人的宛萍仍然透出文工团演员的精致，说起话来却有一种骨子里的爽脆：“话说回来，婚姻也是双方的事，维持也得靠双方。一方变化了，另外一方再贤惠也没用。”宛萍基本不承认，她和濮存昕的婚姻，是她把持有方。“也许我和他太知根知底了，所以才能走到今天。”
我曾听说在他们夫妻间，有一个“谁捞着谁”的说法，缘自于一次两人出去买菜。那时的濮存昕已经出名，一张脸到哪儿都会被认出。卖菜的老太太看了一眼濮存昕，又把目光落在宛萍身上，说了一句非常女人思维的话：“你可捞着了。”
事后两人闲聊，常拿这句话互相斗嘴。也有人站在宛萍这边想出一句回应的话：“那你还捡着她了呢。”这时，濮存昕就只有笑着让步。
建筑大师索尔尼斯顺天梯拾级而上，让会心的观众激动不已。
有一个细节，最能证明这个家庭，一个丈夫对妻子的依赖。有次也是在濮存昕家采访，宛萍也在，离开时拉门，三个人轮流试了半天才拉开。濮存昕便对宛萍说：“这个门可得当个事儿，赶紧找人修修。”放到一般家庭，这样的活计该是男人操心的，但濮存昕交给妻子，交得那么理所当然。可见这么多年，这个家庭模式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她是他的内当家。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宛萍说来，是她当年文工团时就有的习惯。“跳一天的舞就够累的，回到家还不让自己觉得舒服点？”这个舒服就包括视觉上的顺眼：“我受不了家里乱成一片。”濮存昕一连串的舞台演出开始时，就是他们家煲牛肉汤的时候，持续不断地煲，这方面宛萍已经有了经验之谈：“要把牛肉都煮柴了，那时的肉汁最有营养，要不怎么弥补演员体力的消耗呢？再说你是演员，皮肤还要保养好，人才能更年轻，精力更充沛。”
丈夫在台上演出，你会坐在台下一轮轮地看吗？宛萍说，会看，但不会夸，“外面那么多人都在夸你，还要我夸，假不假？累不累？”但她会夸同台演戏的别的演员，甚至在家看电视剧时，她也会追着自己喜欢的中国男演员看，即使当着濮存昕，她也会说：“他们的戏真好。”
坦率讲，从濮存昕的嘴里挖到的婚姻词汇，过日子的频率绝对大于爱情，他用北京话叫宛萍，还带着北京人的儿化音，前缀一定是“我媳妇”。“这事儿你就找我媳妇。”“我给你留我媳妇的电子信箱。”和濮存昕打交道，很自然会过渡到和宛萍打交道，分享是婚姻里最重要的词汇，分享把一个人的痛苦分担在两个人身上，又让一个人的欢乐变成两个人的欢乐。在濮存昕的婚姻里，这个词汇始终存在，甚至我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有了这种私密的分享，这扇婚姻的大门，濮存昕才始终不愿对外敞开。
本文作者孙小宁，文章节选自《我知道光在哪里》，濮存昕童道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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