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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威尔斯和现实主义的崛起

2008-12-0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句承蜩 我有话说

豪威尔斯在写作

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写过近40部小说和诗歌、游记和

文学评论等百余著作,并曾著《林肯传》为林肯竞选总统制造声势,1861至1865年任美国驻威尼斯领事。豪威尔斯出生于俄亥俄州,父亲是印刷工人。1866年早春,豪威尔斯独自一人来到波士顿,当时他刚满29岁,人生得矮小,唇上留着小胡子,处事态度温和谦恭,给人留下儒雅的印象。人们很快从这个不起眼的年青人身上发现了他善于观察敏于思考的天赋,他那惯于深思的目光预示着他的未来。

豪威尔斯的天赋和嗜好给这一时期增添了特色。当时斯宾塞(Spencer1820-1903)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盛行,这几乎成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最佳途径,它除了科学揭示了客观环境的重要性,还培养人们用阶级的观念分析人类社会。巴尔扎克和他的继承者们成功地让自己的小说运用了科学的手法,豪威尔斯同样以自己的实践为美国的现实主义开辟了一条前进之路。豪威尔斯是在听说“现实主义”这个词汇以前就已经成为现实主义作家了,当他在俄亥俄州还是个男孩子时就已经写了一些现实主义的速写,那是些被他父亲称为“让人一见就牙痛”的东西。他的性格特点造就了他的写作风格,对生活的现实态度如同空气一样激发了他的民主意识。

豪威尔斯于1866年来到剑桥后担任了《大西洋》的副编辑。当时的剑桥,可以说是文学世界的中心。来这里的人们都是作家,要不然人们就会以为走错了地方。一位西方人曾这样说过:你如果没带来两三部自己的著作,你就没权利对任何事物发表不同见解。据说,如果一个女孩问另一个女孩:“你的祖父是个诗人,对吗?”那女孩会很自然地回答:“怎么?难道你的祖父不是吗?”

豪威尔斯的性格中有一种无法动摇的个性,无论周边的人如何急躁不安,他却总能泰然自若地做自己的事情。当年在波士顿时,他甚至对南北战争的概念也含糊不清,当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却无动于衷。他宁愿接受“美国真实的福音”,即凡事皆适时而来(everything was coming right in time)。豪威尔斯早年笃信自己的国家,陶醉于战后暂时平静的生活之中,享受自己的工作,热爱家乡的百姓。同时,他也喜欢身边高贵的社交圈,难道诗人与学者不能像华尔街一样现实吗?正如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诗歌《海梦》(Sea Dreams)中妻子所言:“让所有邪恶都睡死吧。”(Letal levilsleep.)豪威尔斯认为世上的一切烦恼都已消除。

所有现实中的细微末节的生动景象,都可能出现在豪威尔斯的小说情节之中,他善于将观察到的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在海滩,他观察到妇人们习惯将针线活带在身边,而那些单身年青女士们,无论在酒店前的槌球场内或是在河中的游船上,都是他小说中的主角。她们通常总是要对自己的发式或者其它任何细节大做文章,以便引起人们的好感。她们是夏日酒店里的夏日女,也成就了豪威尔斯的夏日故事。出于对情节剧(melodrama)的极端厌恶,豪威尔斯从来不会让这样的戏剧性情节在他小说里出现,这反而使他的小说独树一帜。也正是这无造假情节的理念和艺术手段,使他的作品在揭示社会问题方面更显深刻。

在豪威尔斯的小说中美国人都有家庭背景,对家庭的忠诚是他擅长的主题。他的故事都是围绕有关忠诚家庭这一主线而展开,而他所塑造的主角人物特别擅长对这种维系家庭关系的婚姻、父母和子女挑战。随着豪威尔斯的进步,他的一部部严肃主题的小说反映了美国生活的改变,《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史》(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是一个人如何通过自我奋斗而成为百万富翁的最成功的画卷;《一个女人的理由》(AWoman’s Reason)塑造了另一个80年代公然与男人世界争夺天下的女性形象。豪威尔斯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紧跟美国的时代变化,捕捉到如此众多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

虽然文学给了豪威尔斯极高的荣誉,使他成为皇冠级人物,但他从来不满足过去的成绩而总是试图占有更多更新的素材。他从剑桥迁至贝尔蒙,并最终回到波士顿,住进了他买的“河边培根街”的房子。在这所房子里他写了代表作品《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史》。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始终充满了好奇,而他本人则更钟情于那些庞大、有人情味、热闹而扩张的城市。在此之前,他先后在新英格兰、缅因州等地居住,但后来纽约成了他生活的中心。所有这些生活记录都在《时来运转》(A Hazard of New Fortunes)这部小说中得以反映。

社会地位的改变,使豪威尔斯对社会的关注也有所变化。他特别关注人们因社会地位的改变所产生的各种变化,尤其是那些由贫穷到富有的阶层。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富翁的周边总会出现浪荡乞丐和饥饿工人,而报端则经常刊登各种有关丑闻和帮派的消息。他感到自己对国家已经不再信任,过去的乐观态度完全是一个误区。他认为作家和艺术家应该和商店及田地里的劳工联合起来。他的社会意识从来没有背叛过他,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是一个沉重的主题。有许多年,社会变革在他的系列小说中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时来运转》中,他刻画了一位名为Dryfoos的专制的金融家。在《皇家朗布瑞之子》(The Son of Royal Lang brith)中,带有流氓习气的厂商成了这个城镇的主角,这便是豪威尔斯蔑视商业又一佐证,反映了他对社会变革的心态。

进入晚年后,豪威尔斯的写作风格失去他的早期小说中的活力、愉悦、光泽和智慧,而且也不再具有缜密简洁、结构完整的特点。但他的晚期故事中,充满对于人体奥秘及幻觉的揭示,仍然具有相当的精神美感,这一切可将其定格为一位热爱人类、追求真理并和蔼可亲的诗人。你说他肤浅吗?或者说他狭隘吧?毫无疑问在他的作品中这些不足随处可见,他也从来没想过让自己的思想如海洋一样深厚。他就像一个伟大的淡水湖一样,虽然浮浅但可清澈见底;虽然狭隘,却也襟怀大度。所有活生生的人物都集中于此,都凝聚于豪威尔斯的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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