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
学海津梁 书林榜样 六旬大庆 重现辉煌
叶?民谨贺 时年八十有五
叶?民，著名陶瓷史、书法史学者，书法家，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硅酸盐学会古陶瓷委员会顾问，中国古陶瓷学会顾问。著作《中国陶瓷史》2006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十年前，我有幸开始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刊发记录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史料文章，第一次在正式人文杂志上见到了自己文字落在纸面上的模样，并大胆地使用了“陈徒手”这么一个怪异的笔名。那一年我37岁，正处于徘徊摇摆之际，拙作能被锋头很盛的《读书》使用，一下子改变了我焦虑、观望的状态，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方向。
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一直是《读书》忠实可靠的读者，从中滋补了很多的知识营养。对《读书》崇拜的起因之一就是与冯亦代老先生相邻相熟，他住在西城区三不老胡同一号院一单元的二楼，而我就住在一单元对过的平房里。那几年与冯老做邻居的日子，是我这一生最值得记忆的美好段落。他有事找我，就在厨房的窗户大喊我的名字，我就应声而上。一周习惯性到老人的家坐二三次，有时也帮忙做一点力气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老与老伴安娜阿姨始终那么安静地工作，冯老埋头写字，安娜阿姨在旁边帮他找资料，休息时就喝咖啡聊天。我常常觉得，这不就是夫妇之间最惬意不过的、令人羡慕的场景吗？我时常发现，作为副主编，冯老一个月之中要看不少《读书》稿件，他看得格外投入，有时遇到开心处还忍不住地指给我看。而他自己把“海外拾锦”栏目坚持了好多年，他几次说过，写这个栏目要看很多新近的、及时的美国报刊资料，操作辛苦然而确是十分值得。
由人及屋，我对《读书》的喜爱与日俱增。对于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整个80年代，虽然有汹涌的潮流，但环境略嫌单一、呆板，《读书》的滋养不可或缺，暗地里成为锻造人的学识、品质的基本培训之一。
对于我个人而言，《读书》是一座高不可攀的险峰，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上面发稿。当1997年底、1998年初接到《读书》的正式邀稿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喜悦是不真实的。
我是1993年春离开中国作家协会机关而到《北京青年报》谋职的，由于报纸工作的忙碌，几乎完全脱离相伴多年的文学圈，但内心无法忘怀一个深藏许久的念头，就是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坛运动史》的写作。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转接之中，我一边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一边总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在二三年间，我有机会看了不少涉及文学界学术界的资料，并走访了几十位年老体弱的当事人，获得大量第一手史料。
到报社后，由于同文学圈脱节，写作经验的缺乏，学识底子弱，再加上自信心严重不足，我慢慢地丢失《中国文坛运动史》写作的梦想。这成了我一个心结，在岁月流逝中找不到一条适合自己有效发挥的途径。
1997年秋天，出现了我需要永远感谢的三个人：报社同事尚晓岚、《读书》的汪晖和叶彤。当时晓岚正跑图书学术口，与《读书》诸位相熟。她把我的情况向汪晖介绍，汪晖表示对选题感兴趣，愿意谈一谈。记得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东侧的一家清真饭馆，面对在座的三位好心人，我有点受宠若惊，说话大概是语无伦次。
现在已想不起来汪晖和叶彤的具体意见是如何，但他们的每一次指点都使我在写作方法上、史料取材上有所明白，有所改正。在大的写作选题上，他们是放手的，到了细节部分他们又是非常讲究。正是因为他们的认真和期待，我每写一篇，都有一种身负重托般的责任和谨慎，有一种少见的写作愉悦和细心。
第一篇《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发稿了，过了二三个月后，有一天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曾蔷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新的一期《读书》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她知道我多年写文章不顺手的事，因而读了后特地表扬了几句。我马上赶到了三联书店门市部，拿起《读书》一口气连读三遍后才确定是自己的文章，那种奇怪的不确定感令我一时迷惑一时惊喜。
说来奇怪，自己作为一位记者，已在报纸上刊发了几十万的文字，但是在写《读书》用的文章时，我却有重新码字重新学习的感觉。报社的职业训练使我掌握一种切入的写作方式和内在的节奏，知道了文字的凝练度和准确性，知道怎么写才能去吸引读者的关注，知道文章开头的重要性。这是报纸工作给我带来的优势，也解决了在机关思维封闭、文字单调的局限问题。
我所写的文章体例在《读书》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我只是觉得写得顺手，有真实感，容易使故事展开或推进，时空转换方便。叶彤认可这种体例，提出了不少注意事项，让我在写作时有所戒备。
每次确定下一个选题时，叶彤他们都会耐心听取意见，给出具体建议。《读书》诸位编辑老师学识渊博，一方面跟他们学习写文章受益无穷，另一方面他们对选题的判断也让我得益不小。比如叶彤建议我有机会接触一下“文革”中的代表人物，看看有没有采访的可能性。我有意识地开始寻找合适人物。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怀柔约稿会上，见到《艳阳天》、《金光大道》作者浩然先生，我立即趋前表明采访意图，想不到浩然欣然同意。后来我曾三次驱车到河北三河采访，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口述材料。
《读书》不定期的发稿安排，也让我有了从容的采访时间。做老舍选题时，和叶彤商量再三，觉得还是要避开人们熟知的角度。于是我们拟定从北京人艺入手，展示老舍话剧创作中的悲剧内涵。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人艺艺术档案，走访了三十多位《茶馆》剧组的老艺术家们，写完后刚好到了发稿时间。这样写作的安排，无疑是一种技术含金量大的生活过程。
正是《读书》的厚爱，使我在1998、1999年连续在《读书》刊发七篇左右的文章。正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使我更确定了从事史料收集的一生志向。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需要有人去梳理，不能再留下空白的遗憾。
陈徒手，1961年生，福建福州人。现供职《北京青年报》副刊部。《读书》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