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6年从人大毕业来到外研社工作，过程颇具戏剧性。1995年，我搞社会实践，到北京电视台经济频道栏做兼职记者，在一次采访中，第一次接触到李朋义社长，我根据访谈的内
没过几天就接到李社长的电话，说外研社和北京电视台合作“英语桥”栏目，既然你有在电视媒体方面的工作经验，能否过来帮忙，还有一定报酬。那时候正值大三，课程不是很多，况且还有钱赚，于是便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份差事。那时候“英语桥”栏目每周一期，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北京电视台姜华是该栏目的主持人，我只需根据采访内容先写成稿子，再和编导一起剪辑画面，自主权很大，心下极受用。我采访过徐沛东、刘欢、凌子风等不少名人，确实开了不少眼界。每月800块钱的酬劳，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拿到钱后就请好友们大搓一顿，感觉很大款。
到了1996年，大家都为毕业做考虑，我从“英语桥”栏面退出，潜心为考研做准备。约在5月份，正在等考研结果的我心里头没着没落的，我们班45人只有6个人有资格留在北京工作，我在北京既没亲戚，也没混得开的朋友，自然就没做留京的指望。忽然一天，社长秘书于春迟一个电话打过来，问我是否愿意来外研社工作，社长给我留有名额!我这时才记起当时李社长确实给我说过此事，没想到事隔这么长时间，他还记得，当时着实感动了一番。当时的外研社规模不大、条件简陋，吸引我来的既有当时的就业压力，也有李社长的个人魅力。
我初到外研社上班的时候，条件其实还是很艰苦的，所有部门都挤在当时印刷厂（现在的配楼）三层的小楼里，当时所有编辑只有两间办公室，社长办公室既是社长办公的地方同时还兼作国际合作部，当时每周一次的协调会都在社长办公室召开，十几个人把二十几平米的办公室挤得满满的。对于刚走向工作岗位的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每天早晨我会提前来到办公室，拎上暖壶去印厂厨房打上开水，然后就是扫地拖地。
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当时外研社的地位，1995年我看见李社长用过一个手机，他很少在公共场合用，用的时候左瞅瞅、右看看，好像很怕人看见的样子，我就很奇怪，外研社当时已经年销售额1.8亿，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还不能用一个手机吗？有一次我问他，他说，做事要低调，学校很多领导还没用上手机，自己先用上了，怕别人说闲话。就这样我开始了六年社长秘书的生涯。
在外研社工作的十几年里，所经历的一些事历历在目，有一两件事到现在仍成为同事的笑柄。
1996年，外研社出版了《维克多英语》，组织专家在香格里拉饭店开研讨会，社里请了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艾博雅爵士出席会议，我当时是会议服务人员，活动结束后，社里为与会者准备了自助晚餐。吃晚餐的时候我碰巧坐在艾博雅大使旁，在五星级酒店吃饭这是第一次，吃自助餐我也是第一次。饥肠辘辘的我装了满满一大盘，吃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吃剩的骨头没地儿放？那时的并我不知道吃自助餐是可以换盘子的，余光一扫，刚好看到大使把骨头放到他面前一个空盘子里，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可以放到空盘子里，所以毫不犹豫地夹起骨头准备也放进大使面前的盘子里，就在我要放手的一刹那，旁边的李社长拉住了我，我急忙收回了手。就这样，一场“外交纠纷”及时被避免，当时我窘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还有一次，文莱国大使到社里参观，社长指派我迎接，我早早准备好在楼下候着，远远就看见几个不同肤色的人开车进了院门。一会儿从车里下来四个人，走在前面的40多岁样子，穿西装，皮肤黑而粗糙，第二位则容光焕发，戴着高高的文莱国礼帽，我一下子判断第二位就是文莱“大使”，就在他们一行踏上大厦台阶的一刹那，我迅速迎上，避开第一位“随从”，紧紧地握着第二位的手，寒暄了半天，说着欢迎光临指导之类的话。进了门，“大使”终于急了，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才是大使，尴尬的我好一阵儿才回过神来：看来以貌取人是要犯错误的。
当老板的秘书，别人看起来很风光，其实很辛苦，尤其是跟着一个“拼命三郎”式的老板。在为李社长当秘书的六年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休过一次假，因为他从没有放假的概念，不但正常的上班时间占得满满的，很多周六、周日时间都要跟着他忙工作。经常为了赶写文章，我和他一起通宵熬夜。现在清楚地记得，几乎每年的年终总结报告我都是陪他熬通宵写出来的，他精力充沛，头天晚上熬通宵，第二天早上照常做报告。
2002年，我从社长秘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到汉语部当副主任，2004年我主动请缨，负责经营北京青苹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同年成立北京外言翻译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公司经营取得了比较好的业绩。我心中最感念的是当年李社长提出“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机构能设能撤”的改革方案，它使外研社焕发了活力，使我们年轻人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我深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