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认为，这本办了二十年的《中国文化》，会是一本在历史上可以留下来、让大家考量的重要杂志。“在世界上，重要的杂志留下来、非常有影响的，也是有限的。就我的专业领域而言，就是欧洲的《通报》了。”在汤一介先生看来，一本杂志，能经过二十年，或者经过更长历史的考验，原因就在于，继续它的学术水准，一定不要降低或改变。
现在的杂志，为了顺应时尚、或者经营压力的时候，会努力以迎合读者的各种面貌出现。坚持一种品格，坚持一种文化精神，很少受时尚的、或者现实的影响，确实太难。“但是《中国文化》做到了，就像创刊词里讲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求其是，不标其异。”《中国文化》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如是说。
在戴逸看来，真正的学术杂志，“应该具有它的学术品格，有独立性，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被官场市场所左右”。诚如钱锺书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村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然而，在一个商品经济社会中，“俗学”必大热，而“学问”，则往往受到商品大潮冲击。
刘梦溪承认，“刊物有一段经费不济，所以出刊很慢，甚至很长时间才出一期，出版署几乎都要取消我们的刊号了”。然而，一本有分量、有质量的学术刊物，还是可以战胜浮躁市场，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纯学术的象征符号，所以，刘梦溪先生说他要感谢这些人文学界最优秀的学者，“你们不仅成为我的顾问，而且，把你们最好的文章给了我。像李学勤，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他很快就能把一个新作寄来”。
“对这个杂志，我写得最好的文章，才敢给它。所以在《中国文化》上，我才发了两篇。”乐黛云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刊物？我非常服膺费孝通关于文化的主张。他认为，首先我们要把中国文化的基因搞清楚。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特点在什么地方，现在并没有搞得很清楚，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费先生说的第二点是，对文化要有现代人的解释。“只是把原样的东西搬出来给大家，意义不大。但是只要看看《中国文化》的目录，就可以看到很多文章，谈的是今天的人怎么看待古代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人怎么解释过去的文化。”费先生第三点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在现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世界文化重构的形势下，怎么样把中国文化摆到一个合适的地位，让它发挥真正的作用。“这不是一般人所讲的‘文化输出’。我认为文化是不能输出的，只能放在人家前面，让他来选择，人家觉得有用，觉得好，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就会接受。如果他不想接受，你再怎么输出，也没有用。”乐黛云希望更多的学术杂志和《中国文化》一样，考虑一下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文化重构中，应该亮出什么东西。
陈平原则提出，有品质的学术刊物还应该有自己的个性。“《中国文化》里的文章，按照今天的学术评价标准，一半以上的文章是不能发表的，它们跟现在所谓的学术规范不一样，很大程度带有个人的性情在里边，是学问，同时是文章，同时是性情，没办法被归纳到现在这个日益僵硬的学术体制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惟一一个在学术杂志里发文言文的。”陈平原称，《中国文化》是一本有性情的、有文采的学术杂志。然而他留下来的问题是，在“日益僵硬的学术体制”里边，有性情、有思想的“非学术八股文”何处得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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