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基思・托马斯著，宋丽丽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35.00元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应该怎样处理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生
在众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争论中，一个奇怪而影响深远的观点是，人与自然世界的矛盾或者尖锐对立，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和产物。前工业化时代，通常被想象为一个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和谐”时代，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式的童话世界。在那里，人对自然的主题词不是征服和索取，而是欣赏和敬畏。工业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力量和自信心，人在发酵的贪欲的驱使下，开始了对自然无休止的掠夺和盘剥，从此，童话中的水晶世界变成了一地碎片。按照这种观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一个用来指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始终将人类的利益和诉求置于首要和绝对位置的那种观念的概念，如果不是说由近代工业革命而引发，至少也是被其无节制地放大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事实真的如此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它好像有问题，但真要具体指出问题在哪里，却又不那么容易。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不妨看看《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这本书。
尽管书名已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本书的主题，尽管本书的作者基思・托马斯作为历史学家获取过无数荣誉，尽管本书也曾经获取过大奖，但《人类与自然世界》仍然是一本容易被错过的经典。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本书冗长和略显琐碎的叙述风格并不那么讨人喜欢；其二，历史学家的严肃和冷静与时髦的评论家的轻佻浮躁比起来，后者更为讨巧。历史学家和时髦评论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会匆忙地抛出一个个新奇的理论，也不急于为人类寻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是试图厘清一个既定问题的来龙去脉，看看我们是否能从历史中找到富有启发性的经验或者是教训。因此，历史学家的厚重和学究气，对那些叶公好龙式人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
闲话休提，我们且看看基思・托马斯对人类自然观念的变迁所作的深刻而精妙的叙述。近代社会的开端处，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并非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富于浪漫的色彩和人情味。人作为自然的“主人”的信念，在近代初期(至少在基督教文明的欧洲)，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当时正统的神学观念，在万物当中，人毫无疑问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人以外的所有被造物都是上帝为人所创造。因而，人对动物和植物的使用，无论用何种方式，都是正当而且合理的。这不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甚而称得上“人类至上主义”。设立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些做法，在那个时代只能被评价为愚蠢。
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人在自然面前取得的胜利和自信心，所激起的不仅仅是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欲望，同时还有一种饱含同情和怜悯的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情怀。个中原因并不玄妙。首先，随着人对自然认识和理解的加深，那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绝对界限的观点，越来越难以立足，人们意识到，人其实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其内而非其外。其次，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以及生活舒适度的增加，使得人对自然物，尤其是动物的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机器力的大量使用，使得人的生存不再需要毫无节制的盘剥和使用动物。另一方面，对于安全和生活得到越来越充分地保证的人来说，对自然环境和动物生存和命运的关怀，恰好满足了他们日益增长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的需要。因此，和很多人想当然的看法相反，近代以来，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演变恰恰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被不断强化的过程，而是其逐渐崩溃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强硬态度，是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而逐渐降低的。
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不符合逻辑的结论，在基思对历史细致入微地剖析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所以，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困局，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工业化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实是找错了方向。从生活方式来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与天然自然之间的确日渐疏离，但从心理和感情的角度来说，恰恰是工业化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加强了人对自然世界的认同和依恋。
正是因为如此，基思紧接着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当代的人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当中。硬币的正面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万物的开发和利用（很遗憾，人不具备光合作用的能力）；硬币的反面是，自然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任我们予取予求的存在物了，它已经包含了我们投射于其上的那些浪漫的感情和道德意识，它事实上构成了人类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为了生存得更加舒适，人不得不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而人的心理、情感和道德观念，又厌恶、抗拒这种无休止的索取。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要城镇还是要乡村？要耕地还是要荒野？要征服还是要保护？要杀生还是要慈悲？这些现代文明的两难选择，都根源于这个死结。
不能说基思只是抛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基思给出了打开这个结的三种可能性。第一，重返前工业时代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第二，在保护人类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寻求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显然，这不过是一种不那么明显和强硬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三，将自然提升到与人并驾齐驱的地位，强调自然本身的权力以及人对自然的义务。不言而喻的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只可能在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中选择。至于结果，“我们只能推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