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是今年书业的重头戏，近期，此类图书的出版更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批很有分量的作品相继上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即是其中之一。该套书涵盖经济、
――编者
本报记者陈洁采访整理
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主编）：
王逸舟区分了“广义外交”与“狭义外交”。狭义外交专指外交部的外事工作，广义外交则包括工青妇组织和民间团体（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海外研究者称为中国特色的“NGO”）的工作。《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研究的是广义外交。讨论中国与邻国、非洲、美国、联合国的关系，国防现代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中央政府的对外援助和各地区的国际化进程，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问题，是中国学界第一部总结当代中国外交历史性进步的理论作品。
对于国民一般感觉的外交上“过去比较硬，现在比较软”，王逸舟认为是中国外交走向理性的结果。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军事力量的使用更慎重，更看重全球市场和贸易等经济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与国内强调民生相一致，注意对中国公民海外权益的保护；强调“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重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协调过程，积极介入各种国际组织和法律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更注重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在国内推进外交决策民主化（特别是大众参与的进程）。中国外交的转型对未来中国与世界均有重大意义。
3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越来越积极乐观。早期，外交向老大哥苏联“一边倒”，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战争与革命”、反霸的弦始终崩得很紧。邓小平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观察世界大势的出发点，与当代多数国家的追求及认同逐渐接近。焦虑心理和造反意识被自信、开放与合作的态度所替代。
其次，近年来中国更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作为国际成员的意识明显增强。1990年以来，中国参加16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事人员5915人次，2000年以来，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893人次。
第三，社会和公民个人日益成为国家外事服务的中心目标。文革结束前的外交看重大国关系（先是苏联、后是美国），强调军事斗争优先性（“文革”时的流行动员口号是立足于“早打”、“大打”），以“解放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为目标，不太讲个人，尤其很少把公民个体的需要放到重心和焦点位置；对外经济和其他援助，如对阿尔巴尼亚、越南和非洲国家的援建项目，基本上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更不评估其对中国国计民生的潜在影响。改革开放后，“言利”成了正当的权益表达，成为国内建设和对外交往的重要考量标准，注重百姓的实际利益和需要，更看重“黄油”而非“大炮”，学会招商引资、带动国人和货物“走出去”，同时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关注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外交转型最重要内涵之一，是社会的参与增多，外交决策过程更民主、更科学。从军人大使到职业外交家，从革命的“英雄年代”到和平的“平民年代”，从“苏联模式”到“国际接轨”，外交制度加快学习创新，外交活力得到更多机制激励和保障。
“3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其壮阔而美好的未来也是难以估量的。”王逸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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