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生是卞之琳在西南联大时的及门弟子，师生情谊至深。2000年12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原计划为庆祝卞之琳90华诞而举行专题研讨会，袁先生在全家人都反对的情形下，八十高龄、明显老迈的他执意抱病从纽约千里万里地赶回来，为的是要跟60年的老师见个面。他下飞机的当日，听到的却是卞老仙逝的噩耗，使他极为悲痛。庆生会变成了追思会。袁先生作为卞之琳的“老学生”头一个发言，他几度哽咽得不能出声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当天晚上，我陪师兄江弱水去他位于永安南里的住处看望他。他在客厅里接见我们。由于长久没有人住，房子显得异常空落萧瑟。客厅极小，中间支着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餐桌。他念叨着他在1941年跟卞老第一次见面时的尴尬情景：“我初次见到他，冒昧地称他‘卡’先生，他纠正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袁先生的情绪平复了许多，但看着还是很累。我们怕打搅他休息，没有聊多久，就告退了。他送给我们他新出的书，其中有《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
第二天，我们去八宝山送别卞老之后，我邀请袁先生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因为在文学馆只是个小兵，无权要车接袁老；再则，他不是革命文学的大员，跟中国作家协会又素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受到隆重的接待。我还记得，我和他的大女儿晓敏、江弱水和我的另一位师兄王毅一路陪护着他，他拖着病痛的躯体和哀痛的心灵，从八宝山出发，先乘地铁再打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文学馆。我赶紧找来轮椅，推着他去食堂，吃了点快餐，然后，我推着他去看展览，边走边做讲解。我当时跟沈从文一样，是挂牌的讲解员。我讲到了卞之琳文库的情况，虽然还没有真正建立，但由于我那段时间的努力协调，时任馆长舒乙先生已经同意。在文学馆展厅二层举足轻重的20世纪文学成就展中，“九叶诗派”占着偌大的版面；袁先生既细看诗友的展品，也看着自己的照片、书影与诗作，感到十分欣慰，这时他甚至变得兴奋起来。随后，我又推着他到舒乙的办公室。袁先生先就“卞之琳文库”的建成向文学馆表达了真挚的谢意，说到自己，他谦逊坦言：以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恐怕没有资格建文库，但问能否以“九叶诗派”集体名义建。舒乙当即拍板：“当然，没问题。”这就是文学馆中惟一一个多人文库的由来。在送走袁老他们之后，我又找到舒乙先生，提议：搞一个“‘九叶文库’建库仪式暨‘九叶诗派’学术研讨会”，由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舒乙又当场答应，但提了两条：一、不叫“建库”，叫“开库”；二、文学馆经费紧张（当时我们的工资都曾被拖欠过），只提供场地，不提供任何费用，这意味着我得去化缘。
第三天晚上，杜运燮先生做东，在袁先生附近的一家粤菜馆，二老请我吃饭，作陪的还有他俩的几位家人。就在饭桌上，他们各自交给了我一批书，作为“九叶文库”的第一批资料。我郑重承诺，一定全力搞好开库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关于费用问题，杜老给我支招：可以找找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思敬老师，他们那儿的诗歌研究中心有一些经费。
为了把这件有历史意义的不大不小的事做成，我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找到了吴老师的府上，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手下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愿意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支持。2001年8月7日，经过我几个月的奔走，在文学馆多功能厅举行了非常像样的开库仪式和学术研讨会。袁先生远在纽约，因行动不便没能与会；但他认真地写了发言稿，由他的女公子晓敏代为宣读。我则代他朗诵了他早年的诗作《沉钟》。袁先生始终关心着“九叶”文库的建设。后来，他还曾从纽约托人带来了《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和《茵纳斯弗利岛》等著译手稿12件，捐赠给文学馆。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我以诗坛译界晚辈的身份邀请袁先生到文学馆参观，并介绍了文库尤其是卞之琳文库，他才倡议建立“九叶文库”。我为自己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而感到高兴。其实，这个文库的建立为文学馆在“非主流”诗歌界提高了声誉、扩大了影响，意义也不可小觑。可惜，我现在的同事（包括领导）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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