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说分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29.00元杨菁从事文学创作是从30年前开始的。她走过一条充满爱和追求价值体现的道路，她个性率真，有时近乎于天真。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之后，最
在她当老师期间，她接连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欲望水城》、《在埃及说分手》以及一些中短篇，还有一部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也已经完成初稿。读完她新近出版的《在埃及说分手》以后，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杨菁的率真之外，其实她的内心还潜藏着许多痛苦。她的痛苦不是个人的，而是对时代及文化的某种忧思。《在埃及说分手》所描写的故事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离奇的情节，但渗透了作者痛彻肺腑的感受，充满了对当下时代文明的拷问。
《在埃及说分手》里提到一句经典的话，指出目前的时代存在着“神的伟大的缺失”，工业化浪潮的不可阻挡，理想信念的严重幻灭，包括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挑战，使得人类心灵家园残缺，以至发生种种心灵的危机，尤其体现在女性文化和道德评判上。杨菁对此深有感受，《在埃及说分手》里，女人们愤世嫉俗地说“现在的文明是让女性吃亏的文明”，这里面包含了许多女性的痛楚和质问。小说刻画了四位女性，各自有着不同的遭际，但这些不同的感受其实都是一种共同的女性角度的感受。从不同意义上显示出女性在当下文明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弱者的状态。即使女性甘于一种附从的姿态，但仍然在某种时候连第二性的位置也难以保证，甚至连做一个装饰品的准备都做好了，但是仍然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在埃及说分手》里国色天香的女主人公秦小曼，在选择幸福时的命运就是如此。
杨菁通过《在埃及说分手》的思考是耐人寻味的，我们这个时代究竟缺了什么？问题出在哪里？表面看起来是女性的问题，实际上牵扯的问题非常复杂。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追问，显然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书中描写的人物罗硕夫一直作为解惑者的形象出现，虽然他的解惑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小说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
《在埃及说分手》的价值还在于对多种文化的比较，人物活动和思考的主要线路的背景是在埃及，埃及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代表着目前残存的宝贵的古老文明。传统文明对今天的时代究竟有多少意味，作家的衷情明显可见。同时对埃及文化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当下的文化有什么差别和联想，作家进行了有意的探求。中国文学如何进一步具有世界眼光，从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写作向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过渡及思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处境。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杨菁对两种文化的比较和探索，当然还不是已经成熟，甚至有让人感觉生硬的成份，但这样的比较，这一步走出来就十分不易。
杨菁通过《在埃及说分手》还想表达一种大众意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想写一本好玩的好看的书。”纯文学如何贴近大众、真正成为广泛的读物，而非象牙塔里的喃喃自语，是改变所谓文学边缘化唯一的途径。她过去的写作一直在“纯文学”的范围里，而眼下有意将自己的姿态深入到读者的感受中去，而不仅仅是自我欣赏，这使她的写作具备了当代文学的自觉。事实上，《在埃及说分手》的文笔在很多处表现非常优美、语言精致，远远区别于所谓通俗文学。
让人心存遗憾的是，不是通篇都很考究，有些地方也略显随意，特别是大量的对话中，表现有时懈怠。同时，作为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故事结构似还可以进一步铺展，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稍显平实。但总的来说，杨菁的创作通过这部长篇有了很大的突破，而对于女性命运的关照，放在世界文化的比较中，更使这部著作显出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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