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由桑塔格的独子大卫・里夫编选，乃计划中的3卷本桑塔格日记和笔记的首部，所收1947-1963年的文字，恰
这是一桩文坛大事，黛博拉・艾森伯格和达里尔・匹克尼亦分别在最近一期的《纽约书评》和《纽约客》杂志刊出长篇书评，既为有机会深入这迷人的世界而欣喜不已，又感到强烈的不安――如艾森伯格所言，“偷窥他人隐私时的焦虑”。但无论如何，这世上的大多数读者，理应为此对桑塔格母子心怀感激。
大卫・里夫承认，将母亲的日记付诸出版，委实要承担许多“文学风险与道德负担”，盖因日记过于私密，涉及她生前始终着力避免公开谈及的性向、野心及对他人的评判。
1949年5月底，首次与女性伴侣接触后，桑塔格写道：“现在我又是谁呢，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性观念被如此改变――感谢上帝……我不想让理智支配人生，我想历尽所有……不管它令我快乐或痛苦，我会小心谨慎，力避痛苦――我将到处期盼快乐，发现快乐，因为到处都是快乐。”她进一步写道：“我活着……我美……还有什么？”
那一年她16岁，已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大一女生。此后转学至芝加哥大学，至18岁毕业。1950年12月，结识28岁的代课研究生菲利普・里夫仅10天后，17岁的桑塔格即与他结婚。几天后，她写道：“我嫁给菲利普，系出于完全的自觉＋对我趋向自我毁灭之意愿的恐惧。”很难解释她仓促的婚姻决定――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段婚姻极不成功，但日记呈现，桑塔格当时急于嫁人，一个原因是母亲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大大威胁到桑塔格自订的教育计划。另外一些原因，比如从小缺少父爱，性向问题导致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焦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在“正常”与“反常”的自认之间摇摆不定。结婚显然是这些焦虑的最佳解决之道。但1956年9月，她在日记中描写婚后的阴暗：“婚姻的全部要点是循环……争吵最终变得毫无意义……只是复归愤怒的沉默，然后是普通的沉默，然后再从头来过。”
一年后夫妇分居，5岁的大卫托给爷爷奶奶，菲利普去了斯坦福，桑塔格前往欧洲，先是牛津，而后是巴黎，继续沉于她终生热爱的文学和哲学经典，并开始关注视觉艺术，尤其是法国电影。巴特、巴塔耶、布勒松、布列东、戈达尔、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名字，自此开始比卡夫卡更经常地出现在日记中。
1957年12月，她写道：“对日记的肤浅理解是，将它仅仅作为一个人私密想法的容器――就像一个又聋又哑、不识字的知己。但在这本日记中，我不仅比能向任何人所做的那样更公开地表达自我；我还创造自我。”
1959年，桑塔格回到美国，定居曼哈顿，离婚，照料幼子。家务事取代了巴黎的艺术，更多地出现在日记中。她反思婚姻，写道，再也不“回到旧生活”：“我不能，我不会。现在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这么说。”
也有许多清单：听过的音乐、要买的唱片、要买的书、看过的电影、希伯来语词、印度的神、拉丁语词、计划以斯特林堡风格写的短篇小说，以及自我警示：
不要
1.公开批评哈佛的任何人――
2.提及自己的年龄（以自夸、自嘲，或别的方式）
3.谈钱4.谈布兰戴斯（Brandeis）
要
1.每隔一晚冲澡
2.每隔一天给妈写信
性焦虑和写作的欲望纠缠在一起，两样都让她欲罢不能。前者让她体会到强烈的“罪恶感”和反社会的身份，“……让我感到更易受攻击。它加剧了我隐身的欲望，隐身于无形。”1960年的一段笔记写道：“写作是件美妙的事。它使我生出日后能给予他人快乐的东西。”此时，她的才华开始爆发，一连串震惊文坛的作品已经指日可待。《重生》的记录止于1963年，一年后，《坎普札记》将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桑塔格横空出世的日子就要到了。
回到“我活着……我美……还有什么？”这句话。霍洛维茨说，这提醒我们，桑塔格令人惊艳的超凡魅力，是她自我认知，以及被他人认知的中心所在，亦是她在知性与情感之间经历长期斗争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