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
一向不敢读《易》。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我的不读《易》，倒不是对孔子的话言听计从，而是懵懵懂懂的不愿意读不想读。可是
《孟子》
《论语》和《孟子》是我童幼时念的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念完，就是这《语》、《孟》。两厢比较更喜欢《论语》，字少好读，背也容易。《孟子》黑压压一片一片的，先产生厌倦心理，常念不下去。虽也记住许多段落，终究引不起兴趣。50年代之后，便与《语》、《孟》基本隔绝。《孟子见梁惠王》以及“鱼我所欲”、“今夫奕之为数”等篇章中学课本里有，属单篇阅读。大学古代文选文论课，再次接触《语》、《孟》，也仅限于诗论等一小部分，并未逐章通读。1988年我提出小学应设《论语》选读课，而未及《孟子》。平时给学生开书目，也常有《语》无《孟》。我对孟子的成见够深的了。今年五月地震，想起了“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于是细细地读了几遍《孟子》。已往认为孟子的话说得太多，现在知道他面对国君世人的置疑，无法不把问题讲个周身透彻。于是开始亲近孟子。儒家心性学说，孟子的论述大大向学理的深层走了。他相信道德理性的绝对价值。他是痛乎言之，不得不如是。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由于正研究宋儒的思想，孔、孟是宋儒直接承续的思想源头，无意中闲适阅读又和学理探求结合了起来。我用的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方便参酌《论语》，兼及《大学》、《中庸》。
《二程集》上下册
中华书局“理学丛书”本，王孝鱼点校，2004年第二版。宋明儒的书，我最早读的是王阳明，连吴光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也读了，读而大好之。还明白了义宁陈氏之学何以宗王学。《周子通书》也喜欢，但他的《太极图》老弄不清爽。再就是《朱子语类》，当然也多次读过。惟二程的著作，望而拒之。近来研究马一浮，无法不碰这洛阳两兄弟。马的义理直承程朱，而归宗“六艺”。没想到明道（学者称程灏为明道先生）、伊川（程颐为伊川先生）的书，引起我如此大的兴趣。他们语简理近，自我守持得牢。“行事在审己，不必恤物议，恤物议而忘审己，岂心驰矣”，是他们的名言。学问上是否有真收获，可“于心气上验之”。二程说：“思虑有得，中心悦豫。”因此他们主张学问是快乐的。甚至，心中和乐，方可以减少鄙诈之心。故曰“学至于乐则成”。宋儒都“主敬”，二程著力尤甚。人心易纷绕，患在无有主。“如何有主？敬而已矣。”其论诚、敬的关系：“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能诚。”诚和敬都是当下之人性所匮乏者。我曾说“敬”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普世价值的理念，是中国文化背景下通往信仰的直捷桥梁。读《二程集》，持论益坚。
二程子敬天恤民，对“视民如伤”四字体味无逾，明道为县吏时，尝书之坐处，自愧弗届。“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孔子的话，二程发挥说：“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古之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今之强有力者将以为乱。”学者为己，证明学风之纯正，官吏为己，证实吏治的腐败。而“强有力”的权势阶层，本来应该好礼如仪，而宋代的此一阶层，实际上是在制造秩序的混乱。如无切肤之痛，二程子不会作如是的批评。宋的走下坡路，实缘于吏治的腐败。理学家为“理”所障，是未曾细读宋儒之书的悬拟之词，现在我不这样看了。难怪朱熹敬重二程，而年长二程十有余岁的张载，见二程谈《易》，自己宁可撤帐让贤。二程子精于《易》道，重新诠释孔孟，回归“六艺”经典，而最终又归于一《易》之大道。
《张载集》
“理学丛书”本，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术厅的墙壁上，一直镶嵌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有名的“横渠四句教”。对“关学”的创主张子，自不陌生。但《张子全书》以前却不曾读过。我所说的读，是指闲适的阅读，而不是为了写论文竖摘横取的读。不过今年写了《“横渠四句教”的文化理想》一文，解张的《西铭》，而探其源流，似亦难避“功利阅读”之嫌。心安者是张集诸文，未尝一字有遗。张亦通《易》学，著有《易说》，但最重要的著作仍为《正蒙》十七篇。《太和》居《正蒙》之首，其论“气”向为治哲学者所重视。《红楼》第二回冷氏关于气之赋人一段，实来自张子。张主敬重礼，曰“不敬则礼不行”。张的思想直承孟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堪称八字真经。程朱都推张子，称其为孟子后之第一人。张诗“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似亦颇自许。但和程朱比较，气尚不够宽舒。张子文简理深，文采斐然。但涉及到对待佛道“二氏”的态度，子厚（张载字子厚）和二程一样，未免不够彻底，尽管明显吸收了“二氏”的思想，却千方百计“辟佛”，仿佛彼此了无干系。
王船山《张子正蒙注》
中华书局1975年版。因读《张载集》而连带读此书，非闲适阅读，可不论。
马一浮《泰和会语》
《宜山会语》
近年一直在读马，研究兼闲适阅读。手边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版的《马一浮集》三厚册，早已勾划签夹得不成样子，承吴光教授又送我一套，始得解困。两《会语》是马一浮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为浙江大学师生所讲论，始在江西泰和，继在广西宜山。浙大竺可桢校长尝前往听讲。但《会语》并非讲课记录的整理，而是马先生为讲课手写的文字稿。此次阅读，更关注马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论述，已成《马一浮和六艺论》，刊于《中国文化》今年秋季号。当世言国学者多矣，然取义甚歧。国故之省称，固有之学术，传统之盛宴，无称不有。其实马一浮对国学之立名，本有置疑，但他说：“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盖此定义可避免国学的泛化和虚热，可惜学界未予重视，弃置70年之后，本人于2006年重新提起，今年更详加论说。马的两《会语》阐发义理深广，容另文逐一掘发，兹不赘。马的思想直接与宋儒与《语》、《孟》与“六艺”相接，是通往先儒经典的桥梁，也为通往释氏的义学和禅学辟一方便法门。马和宋儒的不同处，是对待“二氏”的态度，他不赞成既已吸纳了“二氏”的学说，却又隐其来路的做法。他认为只有从佛学翻过身来，才能真正了解儒学。马的特点是儒佛会通。马著实为我的案头书，研究、涵永、闲适兼而有之。
熊十力《论六经》
见于《熊十力全集》第五卷，页657至775，景海峰点校。写于1951年，原题《与友人论六经》，系写给董必武、林伯渠和郭沫若的信，析论“六经”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冀图当道斟酌采纳。熊与马（一浮）理或同道不尽相同。即如对“六经”的态度，两人旨趣归一，都把“六经”视作中国文化的最高典范。马说“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泰和会语》）。熊则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此处“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一语，不啻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化性格的金石之言。今次读《论六经》，为的是参证马一浮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新的国学定义。马虽钟情“六艺”，却从不曾向当道建言。他知道晚清民国以还佛教已成“末法”，儒学的社会资源尚没有释氏广泛，故虽受命创办复性书院，却深知不过是“教外别传”，在他实不得已而为之。这是马和熊的不同处。那么他们因复性书院的宗趣路向发生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
《走出中世纪二集》
没想到朱维铮先生也去参加今年11月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我们对马持论固异，见面交谈却能生出快意。我喜欢他的直言无隐的风格。其实我们吵过架，但很快重归于好。我因此说维铮是“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会后去沪，与维铮同行，候车闲话，得聆他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益增了解。复旦演讲后的餐叙，维铮夫妇在座，《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两书，就是此时所赠。最近才断续读完。读维铮的书，如对作者本人，音容意气充溢字里行间。他气盛文畅，有时竟是“使气以命诗”。但理据充足，合于《诗》“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名物考史，诗文证史，均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历史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历史的实相。置于两书卷首接而相续的6万字的长文《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就是这种历史陈述的典要之作，可见出维铮治史的功力。读时我心志清醒，眼睛极累，却又不愿罢手，只好一气了之。即使对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笔者，也无法不被他的理据情采所折服。理缘于据，即历史事实本身。采缘于情，即作者的爱憎态度。他对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组）三帝（康熙、雍正、乾隆）尤多憎恶。如果说于康熙还稍所顾惜，对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则发覆掘隐不遗余力。他说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政治冷淡症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儿”。致使清中叶惠（栋）、戴（震）等诸汉学巨擘，不得不扮演“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一途”的历史角色。虽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话，但他本人的态度朗若晨星。
他对儒家殊无敬意与好感。《史》、《汉》两家对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的书写，他一再引为学术知己。然而维铮对儒家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有未能将汉以后渗入家国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儒学，和作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区分开来的嫌疑，也有未能将宋代的哲学家程朱和明清权力者装饰过的程朱理学区分开来的嫌疑。他的冷骏的语言风格，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没有同情。清儒“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信条，他奉为圭臬，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廿二史考异序》），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陈寅恪语），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