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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别人的好

2008-12-3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众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我有话说
古来文人的一种说法是“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我却不敢妄言。当然,以目下中国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的地位论,图书市场良莠不齐也是事实,但好书总还是有的。从我粗放、有限的涉猎,盘点一年所阅,仅文学领域,佳
作竟也不少。

先说阎连科的《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首版)。据说此书曾招来一些北大教授的抨击,谓小说借风雅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该校人文传统,肆意将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云云。这种对号入座当然大可不必。小说者,小说也;即便事出有影(因),亦是无可厚非。不然,我们中国人非生吞了鲁迅,再活剥了柏杨不可。所谓凉水浇背、利刃除疖,偶尔下点猛劲、说些狠话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阎连科发扬了他一以贯之的反讽精神。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概括他,那么我笨脑子所能想到的便是:他以深刻的反讽精神拓宽了现实主义的维度。

接下来说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袂推出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所谓最佳当然是相对的。入选“2006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这批作品姗姗来迟,却必得为我们引出一位当年的诺贝尔奖:勒克莱齐奥。盖因他的《乌拉尼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即在其中。只可惜2008年初颁奖时他尚未获得诺奖,故而并没有媒体迎迓犹恐不及的喧嚷,甚至连索要签名的都寥寥无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乌拉尼亚》给出的是当今西方相当一部分人文工作者对发展的焦虑和觖望。而勒克莱齐奥笔下的墨西哥“坎波斯”(在西班牙语中谓乡村或田野)正是诗人想象中远离现代文明的乌托邦社会。这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极端姿态。它让我想起了久违的墨西哥印第安部落恰穆拉。曾几何时,它被一群西方人类学家相中,从而活生生地变成了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化石。于是矛盾出现了,恰穆拉成了“旅游圣地”,恰穆拉人刀耕火种、半巫半傩的生活方式被人为地保留下来,却从未有谁关心过他们是否愿意、是否有权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而我看勒克莱齐奥的这个乌拉尼亚或“坎波斯”的原型,十有八九便是恰穆拉。

再说2008年接连出版的一批西班牙小说。记得2006年布鲁塞尔文学博览会曾评出近年十大“最卖座”作家,居然有五位来自西班牙,即《风之影》的作者鲁伊斯・萨丰、《最后卡通》的作者玛蒂尔德・阿森西、《秘密晚餐》的作者哈维埃尔・谢拉、《泥〈圣经〉》的作者胡利娅・纳瓦拉及《海中教堂》的作者法尔孔内斯。其他五位分别是英美作家凯瑟琳・罗琳、丹布朗、斯蒂芬・金、肯・福利特和汤姆・克兰西。当然,畅销的未必都是好书。我这里要说的恰恰是另一类西班牙小说。比如《南方的海》、《战争画师》和《看不见的城市》。由李静翻译的马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长篇小说《南方的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首版)无疑是西班牙当代文学的翘楚。它发表于1979年,却一举成全了情节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回归。也就是说它在继承侦探小说引人入胜的叙事策略的同时,使作品具备了所有伟大现实主义的广度与深度。由台湾译者张雯媛翻译的《战争画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首版)是阿尔图罗・佩雷斯-雷维特发表于2006年的代表作。它或许不是人类战争时代的最后一部经典,却必将是后战争时代的第一部经典(如果人类可以逃脱自我毁灭),尽管它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看不见的城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首版)是老翻译家尹承东先生翻译的。原作发表于2005年,出自青年作家埃米利・罗萨莱斯之手,却是以近现代西班牙历史为素材而编制的一座丰饶而残酷的形而上学迷宫。

回到中国文学,今年的首要话题无疑是新时期三十年。虽然有关著述多多,但德国汉学家顾彬算是比较耀眼的一家,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首版)后半部分中有关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看法颇有些尖锐和率直,但同时也不乏偏激和哗众之嫌,其中的某些猛料或可证明他是在用现代中国文学的尺度衡量当代中国文学。但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鲁茅巴郭老曹肯定不能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唯一标准了。然而,像另一家(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社科出版社2008年10月首版)那样的唯市场马首是瞻,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古来经史子集印证时代的人文选择自不待言,即便以当代多元价值而论,假如八十年代我们介绍和接受的拉美文学不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诸斯,而是彼时彼地最有市场的《冷酷的心》?《叶塞尼娅》之流,那么我们恐怕很难设想“寻根文学”的发生(就连后来先锋文学的兴盛恐怕也要大打折扣呢)。在我看来,西方后现代是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而陶东风?和磊两位先生对近十年中国文学的界定基本上属于市场尊崇,甚至连后现代的绝对相对性和相对多元性都谈不上,其结果难免流于市场客观主义,却荒弃了一大批本该有人文学者来钩构、品评,乃至守望的作家作品。再说那些市场和网络炮制的木子美、芙蓉姐姐和“无厘头”值得花这许多笔墨去关注吗?由此,我若借陶先生的话以言此状,那么“趴下去”的就不仅仅是作家了。

作为结束语,我不妨再一次援引桑塔亚那的名言:“好书(或谓经典)取决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而不在读者多寡,当然更不在我的一家之言。同理,我心目中的好书,并不在它们是否完美,而取决于吸引我的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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