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把加缪的这句名言拧转一个角度：只有一个严肃的法学问题，那就是谋杀。这番怪论出自我看了一堆侦探小说后的感触：小说的主人公恰恰纠结在这两大严肃的学术问题之间，他对谋
今年不断往纵深下探的阅读总能触到一个危机的背景：兰佩杜萨的《豹》（吉林出版集团版）增订重版，写的是西西里封建贵族的辉煌没落；多丽丝・莱辛的《第五个孩子》、《浮世畸零人》（南京大学出版社版）以现代社会的畸儿作主角；诺曼・马内阿的《黑信封》（新星出版社版），通篇的隐喻仿佛照出罗马尼亚社会乱相的无数面镜子；到了年关又拿到了库切的《凶年纪事》（浙江文艺出版社版）。在断片集《帐篷》（南京大学出版社版）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继续表达她有关环保和返朴归真的念想，告诉我们，眼下这个看似发达繁荣的社会是多么经不起推敲――随意抽走一环就土崩瓦解。
这些声音回响在2008年阅读的天空，把林肯・莱姆的“暴风箭”轮椅衬托得更像一个象征：它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类智慧结晶，上有豪华的羽绒枕头衬其头部，有声控收话器套在头上，就可以用语音操作电脑行动。林肯那唯一一根可以活动的手指被充分利用起来，平时他只需“颐指气使”就能指挥助手行动。在《空椅子》（新星出版社版）中，这部轮椅能让“霍金”先生完全忘却自己的残疾，像孔明天水收姜维一样上前线，不慎落入敌手，差一点被困死在丛林的小屋子里，只可惜，就连用冲锋枪武装起来的美利坚职业杀手都在这个瘫子面前麻痹了一小会儿，而这一小段时间就足够他死里逃生。
美国人既然愿意为司法公正付出最高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也就不惜替这位不世出的刑侦专家一次次更新高新科技产品。但是被所有人围着转的林肯，性格却很不可爱：那种典型的躯体疾患引发的自卑、狂躁、针对健全人的尖刻嘲讽，至少我是很难欣赏的。比如，他对别人审视自己目光始终保持病态的敏感，在《空椅子》里他对班尼说：“我生的病是不会传染的……别摆出那副样子，你的举动就像觉得呼吸到这里的空气就会让你以后也坐进轮椅。”出于自卑，他需要女主人公、红发警探阿米莉亚・萨克斯的陪伴，为自己恢复心理平衡：她美艳动人，但又无比神经质，她聪明干练，却喜欢抓头皮、咬手指甲，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而且心理阴影严重，经常为究竟要不要继续从事警探职业而惶惑不安。在缺陷审美的功用之外，紧要关头林肯又可以完全信任萨克斯，因为再灵敏的电脑也不如她那么好使，声控电脑总在紧急时刻耽误事，一旦情绪失控的莱姆声音变形，电脑就无法识别，只会在屏幕上扔出冷冰冰的一句“无法辨识你刚刚说的话，请重新再试一遍”。
林肯是个隐喻，他身上集中了现代社会的种种悖论。例如：人脑制造出电脑，反过来又无奈地被电脑所奴役，他那具瘫痪的肉身象征着退化的人听凭工具摆布，而要克服异化，还得别无选择地指望技术自身的进步――这种恶性循环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中也异曲同工，基思・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译林出版社版）、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中分别表示了类似的忧虑：脆弱的自然环境一旦遭到文明的破坏，很难解铃还须系铃人式地靠着机械和技术再去复原它。在《空椅子》、《棺材舞者》（新星出版社版）和《石猴子》（新星出版社版）中，林肯屡屡下决心去进行风险很大的外科神经手术，只为从轮椅上站起来，和他心爱的萨克斯结婚并生一个孩子。但他作为西方人对医学和人体的积极理解，《石猴子》里的华裔警探桑尼却不以为然：“我知道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在中国，却不是每个地方都像这样。……对医生来说，他们就没这么多科学技术。他们主要的作用是让我们回到‘自然’状态。在中国，医生并不是神仙。”
精读一下费振钟先生的《悬壶外谈――医学与身体的历史表述》（上海书店出版社版）有助于理解这种思维差异。中国人的智慧在《石猴子》里分别冲击了林肯・莱姆和萨克斯，林肯给桑尼展示了一大堆细致入微的神经系统术语，桑尼回给他的却是“平衡”：“你现在这样很好，你的生命目前是绝对平衡的……也许是你的脑子，我敢说，现在一定比以前更灵活了。”“平衡”就如同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谐”一样，的确是历来受益于科技的西方人所陌生的。林肯此一时奋然要与命运搏斗，彼一时又颓废得想自杀，他积极入世的生活哲学，与小说中的中国人那种在逆境中既顽强又淡然、从容面对死生的态度格格不入。
看《石猴子》里那几位能在偷渡的险境中清醒而健康的中国人，联系当下的处境，免不了发点感慨：在这个风险同样巨大的今日世界，我们好像脆弱得太多；一场灾难引发了诸多的忙碌，从物质救助、精神安抚到民间互相监督的动员，热闹的背后浮动着个人心理和公共伦理的双重紧张。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更接近于林肯・莱姆和萨克斯那样的人，为某一方面的创伤所折磨，只能迫使自己转移注意力于他处，甚或去赏鉴他人的缺陷。凯博文在《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上海三联书店版）中指出，负面的个人经历会由心入身，影响并建构人的生理病痛――这正是被创伤记忆纠缠的神经衰弱症患者萨克斯的写照；林肯则恰恰相反（所以他俩一拍即合），肢体的病痛导致了他的心理疾患，导致了他在罪犯、科技、恋人、生命等多重命题之间的长期纠结。
作为医学人类学家的凯博文，当然不会企图引导读者把一切病痛的责任都推给社会，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风险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如何投身新语境下的道德体验――这些缠绕着我一年来的阅读体验。今年“圣艾克絮佩里作品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重装上市，多年之后重遇这位伟大的飞行员作家，他的一些人生哲学，例如人的互助与合作，例如个体执著于眼下每一个行动并承担其责任，仿佛又有了新的意义。道德体验，在种种突发事件反复拷问这个命题时，我将想起飞行员的谚语：使徒保罗会把你在天上的时光减半，会把你在地面上的时间加倍计算。
在《棺材舞者》里也有一位飞行员主角――经营飞机货运的女飞行员珀西，那是在中国人桑尼之外，林肯遇到的又一面镜子。珀西不是东方人，而且与林肯一样，她也必须紧紧依赖现代科技才能从事此生的事业，然而，林肯的敏感自尊再一次被她训练有素的动作所挫伤：“我太自信了，认为自己十分正常，坐在‘暴风箭’上面像驾驶赛车一样地奔驰，控制灯光，抽换光碟……狗屎！”
珀西的回答也一般泼辣：“我坐在一个铝制的小盒子里，距离地面六英里，以时速四百节的速度飞行。外头的气温为华氏零下六十度，风速则是一小时一百英里。我甚至还没提到闪电、气流以及冰霜。我的老天！我还能活着，主要就是依靠这些机器。这一点和你有什么不同？”反问的气势让嘴下从不饶人的林肯也一时哑口。
我在圣艾克絮佩里书中也能看到这种相似的通透，就好像把自己稳定在左右机翼上闪烁的夜空灯之间，飞行员的世界观中，科技不再与人的躯体互相对立、互相抑制――他们拥有一种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发自传统智慧的伦理学，我很难说清它的内涵，但记住了珀西的话：“我们都是二十世纪科技文明的产物。妈的！如果我自己有翅膀的话，我就可以振翅飞翔了。但是我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为了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两个人……我们都必须依赖。”这似乎已接近一种可欲的道德经验，仅仅借助凝神于一项使命，一种具体而微的责任。
残障者需要独处的时间，好让看护来做些屎尿的杂事，好让自己仔细想想一些小问题，例如“今天我该不该自杀？”我们未尝不熟悉这位整日与魔鬼周旋的林肯・莱姆每天面对的生活，因为那种《旧约》意义上的范围宽广的厄运，如今前所未有地距离我们如此之近。在每一回由人类制造研发，而毫无生命迹象的机械装置开始活动的时候，珀西都可以感觉到一股满足，从电动机的嗡鸣声中，在起飞的一刻，她能够找到上帝存在的证明；前所未有地，我们如此需要这种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