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立宪百年。一百年前的夏天，清廷颁行《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君主大于立宪，宪政之门终于由此打开，“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直到年末，我才注意到这个周年纪念日，然年初，读到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民主转型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民主的巩固是一个更为艰难而缓慢的进程。《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提出民主的巩固需要五个场域：公民社会（结社和通讯自由）、政治社会（自由和开放的选举竞争）、法治（立宪主义）、国家机器（理性-法律的科层制规范）和经济社会（制度化的市场）。这五个场域互相关联，很难单独展开，尤其前三者是巩固民主的先决条件。
张朋园先生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第一版）讨论了清末的咨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选举和民国的三次国会选举。其中很多具体论述值得重视，他指出清末的选举“官民互动、士绅表现雍容醇厚，谦让有礼”，当年士绅约一百五十万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构建市民社会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于备受指责的贿选，他引用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表示社会面对贿赂与暴力，两害取其轻，容忍贿赂、避免暴力，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认为市民社会未能构建以及贿选的出现，与经济欠发达有关，并且认为衣食足而后知权利，这就有些经济决定论的成分了。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市民社会的推动力，不可否认，但是如《民主的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所说，市民社会和经济社会需要互相支持，认为经济社会形成之后再构建市民社会，恰恰是忽视了两者的这种关系。
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主试验，我特别同意罗隆基先生的观点：“其实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中国宪政历史不仅从民元开始，还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咨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选举，可惜关于这一段历史，有着太多的误解。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第一版）里，徐贲先生围绕“政治和存在主义”、“记忆和见证”两个主题展开讨论。他指出，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和压制不同的记忆必然是同步的。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民国遗民们的回忆录，发现“民元至民十六年”这段记忆最为单一，不过不是记忆神话，而是记忆妖魔化，其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宪政的妖魔化。
极权主义的魅力只能吸引精英和暴民，群众往往被宣传征服，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的洞见。阿伦特的这本书，全面论述了极权主义的运营机制。阿伦特注意到宣传和广告的相似性，但是她没有因此把二者等同起来。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里指出，奥威尔害怕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害怕文化成为庸俗文化，他认为：“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波兹曼对“娱乐至死”忧心忡忡，但如果可以选择，就像在贿赂和暴力之间两害取其轻，我会选择“娱乐至死”而不是“专政至死”。
2008年有着非常多的“集体活动”，让人窃喜或者让人焦虑。在2008年12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学者于建嵘向朋友们推荐《狂热分子》、《乌合之众》和《群氓之族》。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不算新鲜，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的《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是第一次见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提醒独立思考的个体与那种疯狂又富有激情的群众运动保持距离。除了这几本，卡内提（通译为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出版）也值得阅读，文学家的冷静在我们这里似乎特别稀缺。
一年前，在为《中华读书报》撰写个人年度阅读回顾时，有感于那一年的波澜不惊，我这样写道：“2007年尚未过去，我已经把它遗忘。”那时完全没有想到2008年的波澜壮阔，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2008年尚未过去，就可以断定它必将被反复提起。”接下来的2009年，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我准备以不变应万变，依然在阅读和思考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