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桑永海
这部《山楂树之恋》，今年三月刚买来就读了一遍，很是感人。最近又读了一次，仍觉催人泪下
说到经典爱情，让我想起大约十年前文坛上曾经引人瞩目的一个事件。某家著名丛书出版社悬赏100万元，欲在两年内征寻一部长篇小说，要求是描写20世纪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爱情故事。当然，因为这样的作品未能出现，所以重赏征稿不了了之。虽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也还是想提个设问：假如那时《山楂树之恋》出现了，是不是会摘得这个奖项呢？
理论的阐释是枯涩的，不若直面文学艺术瑰丽的爱情画廊。梁祝是古典式的爱情悲剧，化蝶双飞，那是国人喜好浪漫主义大团圆的幻想。张生和莺莺“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那是典型的才子佳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出莎翁经典悲剧，曾多次被翻作我国地方戏曲，可见其生命力之恒久。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古典爱情，总是弥漫一层俄罗斯式的忧郁，让你回味无穷……今日文学艺术中的爱情，打上20世纪的烙印，“古典”二字当有所突破吧？或许一如十年前轰动世界的“泰坦尼克”式的爱情，或者就像这个先在海内外网络上火爆，又转为纸媒广为流传的“山楂树”式的爱情吧？
无论怎样，爱情的显著特征就是奉献而非索取，是牺牲而非苟全。以此观照今人，距经典爱情相去远矣！现代人往往汲汲于名利、沉迷于肉欲而游戏于爱情。他们不会像老三那样，在属于他和静秋的唯一的一个夜晚，面对自己不久必将到来的死亡，给静秋留下一个完整的身体；他们反而还要挞伐老三，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们也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因为失恋而饮弹自尽。更不会像普希金那样，为了爱情与尊严，与丹特士决斗！
黑格尔说：“爱情从被爱者身上找到自己，也找到整个世界。”老三和静秋就是这样互为表里的。老三怕静秋真的去寻短见，自己深藏一隅独自面对死亡，并嘱咐静秋好好活下去，结婚生个孩子，也像静秋；而静秋则顽强活了下来，把这段山楂树下的爱情写成回忆录深埋心底，三十年后又化而为小说，流传海内外，让我们活着的人感念不已，反思过去。不要贬低“为了爱情”的意义吧！你只要看看周围世界，就会明白，一句“为了爱情”的寻常话，也是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看，这就是在这个有人公开出书叫喊“离一百次婚才好”的后工业时代，“山楂树”式的经典爱情，美学意义之所在。
刘心武有句话说得很中肯：“把这部作品与三十年前的‘伤痕文学’联系起来不无道理，但它具有当下性，极端环境下的性爱压抑被‘现在（的）我们’打量，会产生出比反思更丰富的憬悟。”确实，此书“具有当下性”。痛定思痛，对那段人类史上独特的禁锢时代、压抑时代，那些具体历史细节，比如静秋乍一听老三说出“爱情”二字，那样的尴尬心态和表现，不必说年轻人，即或我们这样的亲历者，对那样的历史也快要忘却了，麻木了吧！而且，我们分明看见，那个美丽纯情、有血有肉的少女静秋，她是怎样在“全面专政”的时代话语中，从政治、思想、感情、性格、认知到伦理、亲情、性、爱情、人际关系、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都被天天背诵的“无产阶级思想”语录，给全方位蒙昧起来的，她的美好人性是怎样被异化、被扭曲了的。今日思之，人变成了空心人，不再是他自己，那似乎都是很奇怪的，可怕的，几乎是可怖的！但那确确实实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中国人全都长期经历过的生活真实。
很有趣的是那个老三。如果说静秋是那个特定时代很普通又十分普遍的一个遭受蒙昧的形象，那么，老三就是那样时代为数不多的，并非很自觉的一个启蒙者的形象。对于静秋，老三不仅仅是爱与性的启蒙者，他更是政治的思想的人伦道德的启蒙者，一句话，“人”的自觉意识的启蒙者――静秋说爸爸是地主，要划清界限；老三却说现在连人伦亲情都不敢讲了，提出自己要去乡下看看她爸爸。须知，在那个时代这才叫特立独行啊！老三给静秋信中劝她不要因为家庭出身见不得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生不逢时”等等。这不是“反动标语”吗？把静秋吓得心惊肉跳，却舍不得撕掉，把信缝在了棉衣里。小说中这一对恋人，启蒙与被启蒙的形象，反差而又互辅，也许并非作家刻意为之，却深刻并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成为“文革”残酷背景中鲜亮的一笔，颇具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经典意义。
正因为是原生态的书写，小说后半部就显得有些杂乱。但奇怪的是，统一起来看，似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这是一种残酷的真实，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高尔基：《童年》）特别是山岗上那棵山楂树的意象，那首俄罗斯歌曲也总是在小说字里行间回荡，还有伊萨可夫斯基的歌词，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渲染了一种忧郁、感伤的生命追求，和苦苦倾诉的人生情怀。小说这样的艺术表达，已经显示了文学经典的质素。
我尤其看重这部小说的，是此书给我们一个警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民族影响深远的灾难史、血泪史？一概忘掉吗？还是像世界上理性民族那样深刻地反思？国情大体与我们相近的俄罗斯，曾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萧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大师级作家。我们呢？八年抗战、十年文革，至今，堪与那样的民族历史匹配的文学经典在哪里？“可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山楂树之恋》，艾米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25.00元
艺术家吴藕汀的奇言异语;
阿滢
湖州作家张建智向我推荐《药窗杂谈》。建智兄在扉页前题跋曰：“余和藕老订交三十余年，其音容笑貌宛在心底，那药窗前之恬宁犹如眼前矣。阿滢先生暇时一读。张建智转赠于湖州，戊子年冬日。”
吴藕汀（1913-2005），浙江嘉兴人，号药窗，小钝、信天翁等。词坛名宿、画家、版本目录学家。弱冠时即负才名。1951年，被派往南浔嘉业堂藏书楼整理藏书，遂与嘉兴人失去联系，后退职休养。文革期间，靠变卖家什度日，以写作、填词、种药、养猫“闲适乡里”。1973年，吴藕汀的老友沈侗?（原名沈茹菘）（1919-1989），托人在南浔打听吴藕汀下落。从此两人取得联系，并开始了长达17年的书信来往。沈茹崧曾任安徽阜阳师院美术系副教授，两人信札多为谈艺之语。这期间吴藕汀写给沈茹崧的信件多达四百余封。沈茹崧去世后，家人将保留下来的300多封信还给了吴藕汀。2000年，吴藕汀回到嘉兴，除作画外，著有《词名索引》、《药窗杂谈》、《戏文内外》、《十年鸿迹》、《药窗诗话》、《吴藕汀画集》、《词调名辞典》等。
2001年，吴藕汀的长子吴小汀整理了部分吴藕汀信中谈艺部分，在嘉兴的《秀州文化报》上发表，后在《万象》刊发。2005年，秀州书局以白皮书形式印行一百册。本书为吴小汀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辑录，增加至14万字。
《药窗杂谈》内容庞杂。谈戏曲，评书画，论经史，说掌故，包罗万象。作者对一些书画、影视、戏剧的评论别出心裁，甚至惊世骇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奇谈怪论”。
藕公对一些名画家多有否定，对画院派更是嗤之以鼻：“美院中人，大都不是有了天才，才去学画，他们学画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绘画而绘画’，作为一种职业，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好比过去小庙里买个小孩子来做和尚一样，没有善根，决不能成为高僧。没有天才，决不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画家，最多不过是萧规曹随而已。”
“绘画方面，吴作人、程十发不是说他们不好，算他们‘彩墨画’是好的，算他们是‘中国画’，那么真是可怜得很”。“石涛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被日本人捧起来的，其实日本人也不懂什么中国画”。“其实吴昌硕的画也被他们捧得太高了。所以日本人没有眼光，因而书画都没有好东西”。“我在电视中看到四川张大千画展中的画，实在差得很，完全是工匠画，与文人画差得很远很远。我年轻时很崇拜他，现在已烟消云散了也……”
他对徐悲鸿的成见似乎更深：“徐悲鸿的画，只要不说他是中国画，我也很佩服他。可能徐氏自己也不算中国画，被别人瞎捧捧出来的。他的《山鬼》是很好的。我们学中国画的人，总要爱护中国画，不受外来硬搬（消化是好的）的侵袭，这种死搬硬套，应该要加以抵制，而且要口诛笔伐之，不论是谁的话，尤其是一般所谓‘权威人士’，对他更不能姑且，有什么了不起。”
藕公的绘画风格与黄宾虹比较相近，因此对黄宾虹的评价很高：“我看历代山水画家足可以法师者，不过是宋米元章、明董玄宰、近代黄宾虹三人而已，其他可不去管他。”“近来我的画，人家见了总说像黄宾老，确实我受宾老的影响最深。其实我与宾老在画法上有分歧，宾老画山水先画轮廓，然后再皴，而我则同时进行。”
藕公对丰子恺也格外青睐：“我倒佩服子恺先生的画，别具一格，可以说‘前无古人’，当然不敢说‘后无来者’。读他所著的《缘缘堂随笔》比画还佩服。”“丰先生的画和他的小品文我是很佩服的，有人要说我是乡邦观念在作祟也不妨的。”
上述观点只是藕公的一家之言，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自己也认为有些怪异：“我近来发了三句怪话：‘一是《红楼梦》不是曹雪芹所著，二是唐伯虎不会画仕女，三是徐悲鸿画马只只错。’人家听了好像有些‘怪’，其实一些儿也不怪，不过是触动‘权威’而已。”藕公说：“我一生的活动半径是三百公里。”老人半生僻居乡野，整日与药草为伴，自己的才识、作品无人认知，那种寂寞是可想而知的。与沈茹菘的通信成了他与外界交流的惟一方式，因缺乏交流，信息闭塞，即使有的观点失之偏激，也是可以理解的。
感谢张建智，让我认识了一位高傲自负、偏执怪异、满腹掌故、可爱有趣的文化老人。藕公在乡下沉寂多年不为世人所知，晚年回归乡里，声名鹊起，日受推重，可谓大器晚成。钱君?先生谈及藕公亦有“无名国手”之说。
《药窗杂谈》，吴藕汀著，吴小汀整理，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一版，18.00元
一个人的“文学史”
赵凯
诗人牛汉，名气甚大，早就读过他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鹰的诞生》、《麂子》等传世诗篇，最惊心动魄的是：“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和火焰似的眼睛，/还有巨大而破碎的滴血的趾爪!”如今读他的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第一次系统地了解诗人从出生到童年、少年、青年、盛年、晚年的一生，突出感受到了他倔强刚硬的精神品格，令人感慨丛生。
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他处世做人的力量，来源于他的那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书中第6节“母亲是个很不简单的人”写道，诗人的母亲在少女时期“死活不缠足，缠了几次，都让她给扯了，母亲是全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军阀阎锡山开水渠，“占我们家十几亩地却不给钱，三十岁的母亲怀里揣着刀，坐拉炭的车悄悄去河边村阎公馆，想杀阎锡山，结果被抓起来，吊打了两三天才放了；母亲还是不服，带着我们一家，都跪在水渠，阎锡山的汽车来了，母亲大喊：占地不给钱，把我和孩子轧死算了”。逼阎锡山写了欠条，但只给很少的钱，母亲不接受，又向南京民政部写信控告，自然无结果，母亲也一直没有去领那笔不合理的赔款。母亲敢于挑战强权的气魄为儿子所继承。诗人青年时被捕，父亲只会叹气，母亲却千里探狱，“母亲一个人穿着一身黑布衣裳，是来等着收尸的，一看我还活得好好的，隔着两道铁栅，望着我笑了好一阵，母亲不哭，我哭了”。读到此，我也哭了。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除了父母亲人，就是师友。牛汉接触到了好多同道中人，但最重要的是胡风，胡风是他的恩师、导师。该书用三章的篇幅来讲述他与胡风的命运纠葛。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全与胡风有关连：他学生时代就开始读胡风主编的《七月》，并投稿，胡风在没有和他见面的时候就给他推荐发表，出版诗集，他因而成为“七月派”重要一员。他并不完全赞同胡风的思想观点，但是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他第一个遭到拘捕。在审判大会上，他还在为胡风辩诬，被强令中止发言。平反后，他又主动联系胡风，去拜见胡风。他因之受牵累而不悔，不因时世变迁而离弃，用他自己的话讲：我从不背叛！
除胡风外，书中还涉及不少文坛师友：浓墨于冯雪峰、丁玲、路翎、曾卓、萧军；淡彩于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施蛰存；细描卞之琳、艾青、田间、冯至、何其芳；略论周扬、夏Z、茅盾、艾芜、孙犁。牛汉说：“中国的整个诗坛，就跟我的家谱一样。”他为现当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新鲜的、揭秘性质的材料，值得我们重视。
然而越读，反而越在感慨中冷静了许多。这些文史名人出现在本书中，全是以牛汉的眼光来“说”，而且只是侧面，那么牛汉对其人其事的评说是否完全公允准确呢？比如他不原谅胡风冤案中的告密者某某，比如他对《中国》被迫夭折的骨哽之感，是否对有关的当事人缺少点儿“了解之同情”呢？
很喜欢牛汉讲述中的那一股不老的“生气”，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人的回忆，是一个人的侧面“文学史”，不必以全面、完整的正史的标准去苛求。
《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一版，29.00元
在“结实”与“文章之美”之间
■眉睫
从《樗下随笔》到《云集》，止庵先生已经出版了约8部散文集。笔者以为《如面谈》、《罔两编》二书或可代表止庵散文的精华。以我自身而言，写读中国书的读书随笔，则从《如面谈》中吸收不少养分；若写读外国文学的心得笔记，大概要学学《罔两编》了。
止庵先生今年出版的《云集》，作者解释说，“云集”一词“盖有三意”，其中一种解释说到“我这止是孤零零一朵云耳”。我喜欢这样的说法。我看“云集”，亦只是望着“孤零零一朵云”罢！
我在《〈关于废名〉后记》中说：“止庵先生是当今学者中少有的文章家。”这并非溢美之辞，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法。在致李大星一信中，止庵先生道出自己为文的追求：“有随笔之态度，有论文之分量，最是理想。”把这个作为止庵散文的宗旨来看，或许也说得过去，我们读止庵的散文，大约确确实实是感得有“随笔之态度，论文之分量”的，至少可以看出他的苦心追求的。然而，止庵先生确是“孤零零一朵云”罢！他的许多读书随笔，在今天或者已经不被认作是“散文”了。世间没有比这更孤独的事情。他在《散文家浦江清》一文中谈过对散文的独特认识：
“散文……包括抒情散文、叙事散文、随笔和具有文学色彩的论文在内……我这些年来读散文的真正兴趣所在，越来越心向往之的还是这种具有文学色彩的论文……就在于它的结实，有内容，有分量，又兼具文章之美。”
这种观点似乎很少得到响应的。它有它的超拔之处，或者也有它的局限所在。在“结实”与“文章之美”的不同把握上，倘若过度向“结实”倾斜，或者即将成为“干涩的论文”了；而过度倾向“文章之美”，则又略近随笔了，离主流所谓散文更近一步。只有将“结实”与“文章之美”拿捏稳妥，这样的散文才是最为理想。略近随笔，这在止庵是不算多的；而趋近“结实”，在止庵近年文章中表现得分外强烈。我读《云集》，越发觉得止庵先生近年文章之干涩、拘谨（《樗下随笔》虽也有些干涩，却是表达地不够成熟，而非内容的“结实”）。
此一文体，个人见解愈深，越能彰显它的超拔；而在读者，也就渐渐难于理解了。这是它的局限，让读者落个“故弄玄虚”的想法也极有可能。在《云集》中，有篇《漫画史漫话》，止庵先生拈出“漫画史成立的根基”来作文章，而读者读完之后，对《欧洲漫画史》依然无从了解。恐怕读者会觉得此类文章索然无味，这也在情理之中了。虽然我不能代表所有读者，但也是热心读者之一，且我个人是主张“读书为己，写文为人”的。即便是为自己写的文章，一旦发表，那也是为了与读者交流。
《云集》大概是止庵先生最散而又最结实的一本散文集吧！它的散是整本书选文与编法的散，不像以前的集子，大多是同类文章集为一册，至少是文章经过分辑的，而这本仅是“丙戌丁亥杂文”汇编而已；又将《张爱玲画话》收入书中，具有了“半选集”的特征――而这最末一部分文章倒是我最喜欢的。《云集》的结实，是内容的结实，只有对止庵先生整个的人与文有所了解，方能真正入其堂奥吧！
《云集》，止庵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3.00元
一部梦想之书
■龙飞;
我最痴迷郎朗的演奏。每当他的手指一触碰琴键，正如著名指挥家马泽尔所形容的那样――“像座活火山，霎时间点亮了整个舞台”。当得知他的自传已出版，我便在第一时间买到并一口气读完。读了自传方才知道，这位音乐奇才曾经历过那么残酷的磨难。
郎朗1982年生于沈阳，一出生便被指派了命运：要实现父母由于十年浩劫而被粉碎了的艺术之梦。他3岁学钢琴，从小就显示出独特音乐天赋。他梦想当钢琴家，刻苦练琴，5岁和7岁两次获得沈阳钢琴比赛冠军。
1990年，未满8岁的郎朗信心十足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首届少儿钢琴比赛。出乎意料，他仅获得优秀奖。他认为不公平，跑到评委跟前闹……至今他仍认为那次不公平。太原失利使年幼的郎朗刻骨铭心。回家后他把奖品――一只玩具狗摆在钢琴上，让它时刻激励自己。
父亲对儿子的才能深信不疑，决定送他进中央音乐学院。1992年父子俩千里迢迢到北京，住在一间简陋房里。郎朗边上小学边随中央音乐学院一位老师学琴。没想老师看不出他有什么音乐才能，说他笨，反应慢，弹琴像种土豆，中央音乐学院肯定考不上。10岁孩子承受着双重压力，每天不是同父亲吵就是挨老师骂，而且远离亲爱的妈妈。
最后老师干脆不教他了。父亲为他辞职、借债，如今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感情冲动起来，竟说气话让儿子自杀，是跳楼还是吃药可以任选……郎朗央求：“我不想死！”边说边用拳头砸墙，想把双手砸烂，哭着大喊：“我再也不练琴啦！”
那惨烈一幕终生难忘。如今他回忆起辛酸往事时说，自己从小受的是“魔鬼训练”，将来决不强迫孩子去学琴。
命运终于有了转机，1993年郎朗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94年，父亲四处举债，自费送儿子参加国际钢琴赛，郎朗赢得冠军。转年，他又在国际钢琴赛中夺冠，1997年考入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
1999年在芝加哥音乐节上，郎朗紧急替代一位突然患病的钢琴家上场，同芝加哥交响乐队合作，演出柴可夫斯基高难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开场前音乐大师斯特朗向观众介绍：“你们将从这个中国男孩身上听到最美丽的声音。”大师的话令郎朗十分感动，信心倍增。他以独树一帜的表演倾倒全场观众，演出大获成功。从此，这个17岁的少年成为世界乐坛的耀眼新星。
这是一部梦想之书。书里诠释着一连串关于梦想的故事：父辈的美丽梦想以及梦想被那个特殊年代所毁灭，于是新一代的梦想接力，梦想的炽烈与执著，为追求梦想的破釜沉舟，一直到今天的梦想成真……这个关于梦想的故事，令人感慨，也引人深思。
《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郎朗著，（美）里兹文字协助，李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