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国各大学中至少有20名文学硕士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是研究陈应松的“苦难叙事”的。关于这方面的评论更多。现为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学院院长的陈应松几乎成了“苦难叙事”的代名词。的确，
“贫困山区的妇女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我在神农架看到了太多的命运悲惨的女人。‘苦难意识’是生活本身告诉我的，不是编造的。”陈应松说，贫困山区的农民，是农民中的农民，底层中的底层。底层作为消费水平低下的、缺乏言说舞台的群体，更具有本土生活经验的特征，他们遭受的屈辱多，愤怒也多，希望总是充满着破碎感，这都是小说最能打动人的东西。他说：“我自己是个最下层的人，不过是混入了作家队伍，典型的冒牌知识分子。但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从来是清楚的，我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我的情绪，我的立场，绝对是底层的。特别是我的精神状态，永远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对陈应松而言，2008年在创作上是个丰年，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猎人峰》（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到天边收割》（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反响都不错。还有一个中篇《像白云一样生活》被改编成了电影《复活的三叶虫》，另一个影响很大的中篇《马嘶岭血案》被陈应松敬重的一名导演买去了改编权。
写诗10年，写小说20余年，陈应松渐入佳境，找到了写作的最理想状态。他说：“我的写作态度绝对是虔诚的，我要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名声负责，我写作越来越战战兢兢，越来越不敢造次，心中越来越畏惧小说。我感到我现在写小说就像杀人一样，要痛下决心。我总是怕冒犯什么――倒不是政治等具体的东西，而是隐隐中的什么东西。”写《猎人峰》之前，陈应松焚了香，因为要写许多猎人和野兽，写许多血腥场面，写许多人与兽的亡灵，他有些出征前风潇水寒的悲壮与惶恐。在他这个年纪，对许多东西开始畏惧了。而他写的小说，都是“下狠手”的东西。“我现在的习惯是：谨慎下手，慢慢写来，不慌不忙，不急不躁。评论家说作家有焦虑，我直好笑。我没有焦虑，只有宁静。我的内心非常宁静，已经苍苔累累，像一棵山中树。”
陈应松谈到，去年在四川甘孜藏区，他看到那些从甘孜磕等身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他们非常单纯，非常安静，没有很多想法，每天就磕那么两三里路，要磕一年或者更长才能到达他心中的圣地拉萨。写作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想法，作好远行的准备，哪怕千辛万苦也要走到心中的圣地的那么一种决心。如果还没有作好准备，那么文学就是世俗的，所有的操作就是功利化的，技术性的，与整个世俗生活所要求的那种文学期待，采取了一种毫无警觉的合作态度，也就无法品尝到真正写作的那种愉悦和欢喜。
“我毫不怀疑陈应松将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的评价值得信服。因为我从陈应松的作品中，能看到他与作品共同的升华与成长，在不停歇的写作途中，他不停地修正自己，不停地紧逼自己，不停地催促自己，去加固和修正心中的那个信仰。陈应松就在这坚持中，心里越来越明净、单纯、宁静。他自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生活方式，弃绝外界的各种干扰、诱惑，“我把它称为文字的仪式――如果你能够沉醉其间，那么你离文学的成功就越来越近了，你最终能看到心中的那个文学之神。”他说，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色是非常尴尬和落寞的，但对于一个执着于文学的人，它依然是演绎生命的最好方法。文学是最形象、最绚烂的一种精神表达。文学是寂寞者的一种精神狂欢。总之，时代不管怎么发展，科技和传媒无论如何发达，文学的存在依然是必须的。文学是一种最洁净、最简单也是最令人沉醉的劳动。
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作家。问及怎样走上写作之路时，他坦率地说，一个人刚开始写作，并没有多少远大志向和重大抱负。就像你问一个将军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也许说他是个放牛娃，听说当兵能吃饱肚子就跟部队走了。其实这才是真话，解放全人类才是假话。“我当时转向写小说，就是觉得写小说比写诗来‘菜’，稿费多。我继续写，也是因为我想赚更多的钱。我认为我是个没能耐的东西，写小说能让我坐在家里，靠一支笔一支烟，就能赚些银子，这是很好的。当老板我没成功，我交际忒差，说话木讷，只能在家里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内心，胡思乱想胡作非为胡编乱造。写着写着还写上了路，还成了正果，当初哪知道呀！”他说，小说与诗的不同是：小说需要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的才华，更深刻的思想，小说反映的是全部的世界，诗歌表现的是内心的一瞬或某个角落，甚至是呓语。小说要相当的技巧，而诗歌的写作在一些人那里几乎不要技巧。“毫无疑问，小说的难度远远大于诗歌。写小说会让一个人快速地成长，而诗歌可能会让人一辈子在平庸里挣扎，写了一辈子还不知道文学是何物的大有人在。如今的诗歌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是分行的废话，是无病呻吟，是神经质。而小说是激情与理性极端控制的结果。写小说的人必须有强大的自制力，还要加上汹涌的才华”。
他常常想：如果我不写作，我将会怎样？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把最好的假设排除――比如我在省某厅呆过，我可能会成为处长？厅长？在坏的或正常情况下的发展，我会成为一个很可怕很可怕、很烂的一个人；我会成为一个普通的县文化馆馆员，编县里的旅游文化小丛书，搜集民间故事――我曾借调到县文化馆；我会成为一个老船工，现在可能已经下岗退休，因为我也在一个水运公司干过五年；我会成为一个小镇上的老混蛋，因为我出生在一个凋敝的小镇，那里的人阳气全无，吊儿郎当……总之，我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小镇上的老混蛋，以我这种性格。”
但是他选择了写作。并因此获得了许多东西，比如虚荣和尊严。他这样阐述文学对自己的重要性：“我这样一个出身的人，父母双亲文盲，学根不深，慧根也浅，六根也不清静，长相平平，手无缚鸡之力，心无宰鱼之胆。我的那些偏锋狠毒的写作，却使我得到了不错的名声和抬举，人们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我的狠气，算得是条汉子，可我是一个连走路都喘气的人，没有城府，动辄发怒，性情干瘪，讲话不利索，从人格上来说，没有任何趣味可言。但是人们尊敬我的作品，继而尊敬我这个人。这么一个糟糕的低贱的人，这不是文学镀亮了我吗？文学是有光的，我感谢文学，让我站在领奖台上微笑，人模狗样地高傲，振振有词地发表演讲，可是内心是虚的。如果不是文学壮胆，我在许多场合会发抖、尿裤子。”
“小说必须是独特的，越独特越好；作家必须是孤独的，越孤独越好。”陈应松觉得，自己的小说与多人不同，正是得益于自己的诗歌素养，他的语言的音乐感，描写的诗意，节奏感以及追求小说的密度、凝炼和小说排列的美感，以及处处象征意味，都是与写过诗分不开的。这与完全没写过诗的作家完全不同。“我引为自豪的就是我曾经是个诗人，而且现在还在写诗，且诗也越写越好。”汶川大地震中，有一首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诗歌《妈妈，请帮我收好书包》。这首被称为“感天动地的诗”，正是陈应松创作的。马尔克斯说：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真实的陈应松笔下所写，也是真实的体验。比如，《到天边收割》的某些荒诞的情节和细节是想象的结果,但整个小说则基于当下乡村的真实。陈应松的荒诞和魔幻是有节制的，是有限度的。他葆有生活和艺术的真实。“但我又需要神秘。小说的神秘性是必须的，没有神秘性的小说不要说读着难，写着都没有趣味。”
2009年，陈应松自愿要求到乡下挂职。这次是到他的家乡荆州市，目的就是想唤醒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我要反哺了，要写写我的故乡了。神农架不是我的故乡。我要写写我出生和长大的平原了。”2009年，陈应松还要完成另一个长篇《处女兰》。目前他所要做的，主要是深入生活，进行广泛的乡村调查。他要去农村寻找自己的写作激情，同时也是寻找大地上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