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涛出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1970年从浙江温州到黑龙江佳木斯下乡插队，在寒冷的北国一待就是四年，后因表现优异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读书，开始了命运的转折；1978年大学毕业，正赶上改革“多年以前，深圳曾被称为文化沙漠，被认为是一个没文化的地方。现在，我想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有这样的想法。谢冕、余秋雨等文化名人都曾经以遍布全市的图书馆、音乐厅、书城为例，指出深圳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城市。”陈锦涛愿意从这个角度回顾他所见证的深圳的变化。
除却图书馆、书城等硬件设施，我们还可以从深圳的年图书销售总量、人均文化消费等方面的可查数据读出上述变化。而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的“深圳读书月”活动，更已成为深圳的文化名片，广获赞誉，并被重庆、青岛等数十个城市借鉴。9年来，陈锦涛与他领导下的深圳新华书店（2004年成立深圳发行集团公司，2007年与海天出版社整合组建而成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承担了主要的承办工作（2004年起承担总承办的任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今，“深圳读书月”每年都会举办300多项主题活动，基本覆盖到了深圳市民――包括外来建设者在内各个层面的需求。2006年，“深圳读书月”当选深圳“市民喜爱的深圳十大文化品牌”，此后一直蝉联，并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被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载体加以扶持。此外，组委会每年还要接待全国各地数十批前来学习考察读书月活动的代表团，其示范效应逐渐在各地扩大。
“我们做书店的方向，就是要做城市思想文化宣传的主阵地，要做城市的文化标志。”陈锦涛说，“书店作为公众文化场所，应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做好经营销售，更应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体验和服务。作为教育读物的提供者，应该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以最优质低廉的方式服务义务教育事业；作为文化集中消费场所，应该保持正确的导向，努力做健康时尚文化的引领者。”在他看来，书店与城市的关系其实是党和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新华书店是党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这句话可能有些原则，甚至有些人会不以为然，但这句话真的是概括了书店在城市中的角色，涵盖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文化行为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内涵，所以我把这句话作为我们在深圳这座城市的重要角色定位。当然，在具体的时期，这种定位会伴随着中心工作进行新的表述，但根本上仍是如此。”
1981年底，身为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的陈锦涛第一次踏上了刚刚出现在中国版图上的“深圳市”，他是来参加深圳博雅公司举办的全国进口图书书市的。那是这座城市的起步阶段，在有的人眼里，它欣欣向荣，在有的人眼里，它前途未卜。“深圳肯定没有现在的霓虹闪烁、流光溢彩，但是正处于一个空前的建筑热潮之中，有很多工地，没有多少书店，建筑方面的书籍更少。直觉告诉我，在深圳做建筑书肯定能有所作为。”回京后，他力劝领导开拓深圳市场。1982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驻深圳办事处成立，陈锦涛被任命为主任。“这是由我的经历和性格决定的，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有热情有激情，喜欢干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深圳又是一个有挑战的地方。当时想着哪里青山不埋骨，何况深圳又是一片热土，也就留下来了。”他的事业跟随这座新兴的城市一同起步。两年后，建工出版社与深圳新华书店、中国海外建筑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中国建筑书店，陈锦涛出任总经理。这是中国第一家建筑书店，当时轰动一时。此后建筑书店在全国开设了多家分店。
1992年，陈锦涛有机会回京任建工出版社副社长，与此同时，新的机会也来到他面前。深圳书城罗湖城选址深南大道蔡屋围路段，时任深圳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汪顺安向陈锦涛发出了邀请，陈锦涛一看市政府拿出这么一块黄金地段用作书城建设，认定大有希望，于是再一次选择了深圳。
其后人们看到了深圳书城大踏步的前进，不仅卖书本行做得好――网点不断扩张，面积扩大到了近10万平方米，营业额也逐年攀升，年营业额已扩大到6个多亿。而且在其他领域的开拓也风生水起：投资开发图书营销管理信息BIMS系统，在行业内率先实行连锁经营；成立巴颜喀拉出版在线，建立了网上图书信息发布平台和网上书城信息管理平台，成功开发了DMS、POPS2000系统软件；投资电子出版业，成功开发了多媒体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相继建成大规模的深圳书城南山书城和深圳书城中心城。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府各级部门的支持，离不开这片善于创造奇迹的土地，也离不开几代员工的付出奉献。”自然也与集团始终高度重视提高经营的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化水平，高度重视人才，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网点建设以及业态创新与升级的发展思路密不可分。
深圳书城中心城2006年开业，作为“世界单店经营面积最大”（4.2万余平方米）的零售书店，集团“体验式书城”的构想得到成功实验。在陈锦涛的设想中，书城将致力于构建一个富有情趣、功能完备、环境适宜、充满时尚气质的阅读空间，一个人们乐意来、能待得住，来了有收获而且很开心的地方，可以激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阅读兴趣，让阅读成为生活方式。书城特别强调活动策划，开业以来一直保持平均1天半举办一项活动的频率，持续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工作人员还通过组合咖啡与茶、风格餐厅、教育培训等项目，极大地提升了书城的丰富性、趣味性和可逛性，与书业形成良性的人流互动和效益互补。“经营2年来，中心书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开业第一年纯利润超过1000万元。近一年来，我们持续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在营销活动的有效性，项目组合的合理性，书业的运营能力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
书籍、书城早已成为深圳市民的密友，在深圳各种各样的人物访谈、成功经验介绍会上，总能听到读书、深圳书城的字眼。这让陈锦涛感到自豪，也感到欣慰：“‘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这句话用在深圳人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从大的方面而言，书、书城、我们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为这座城市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满足市民文化需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11月，原深圳发行集团和海天出版社组建成为深圳出版发行集团，陈锦涛升任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兼任海天出版社社长。集团作为国内第一个真正融合出版发行上下游资源的企业实体，一年来运行顺利，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集团2008年实现了销售额两位数增长，利润增长更超过50%。谈及未来的发展，陈锦涛表示将在真正融合出版发行上下游资源、建立健全立足全行业的新的业务流程上下足功夫。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境，也必将影响到新闻出版业。“最先感受到挑战的应该是分销领域，老百姓支出的谨慎肯定会影响销售，进而上游也会感到影响。”陈锦涛提到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期的一些话值得认真思考。“他认为中国企业应整合国际产业链，健全自身的产业链体系，获取附加值较高的效益。这对出版发行业也有启示，譬如销售下降直接影响新华书店的销售额和资产经营，但经济下行带来的纸价、印价下行却有利于出版社降低成本，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金融危机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给应对危机，尽可能提高效益提供了一些机会。所以，拥有较好的产业链资源将可能成为金融危机下取得发展的一个机会。我集团是国内首家真正融合出版发行业上下游资源的企业实体，希望可以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此外，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近期会持续创新大书城经营业态并积极筹建宝安、龙岗书城，并会在探索数字出版等方面进行努力。
作经理人多年，陈锦涛所从事却始终与书相关，他喜欢用这句话概括自己，叫“编书――卖书――出书”，他说：“我是一名读书人”，“不说下乡时千方百计找书读，不说大学时如饥似渴苦读。从工作到现在，我基本保持每天用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阅读，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只有对读书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才会对编书、卖书保持如此的激情。任何人做事都是有情感因素的，书就是我的情感因素。”但在商言商，面对市场从事经营管理的时候，肯定要考虑投入产出，考虑经济效益。“同时我所从事的是国有文化企业，国家和政府对此有很大的投入，除却个人的因素，我在带领这样一个企业时，也必须考虑我们的文化担当，考虑我们的社会效益。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文化与商业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我本人也被很多朋友称为亦文亦商，对此我也认可。”
陈锦涛还曾戏称自己是“玻璃瓶里的苍蝇”，他这样解释：“玻璃瓶子里的苍蝇，出路不大，但无限光明。大而言之，作为出版发行行业从业者，就是‘青灯黄卷’为伴，人生不可能大富大贵；但以书为媒，可与圣贤对话，可观世事变迁，可察内心，可传文明，自有一番快意和成就感在心头。小而言之，顺境时可以‘出路不大’自勉，逆境时可以‘无限光明’自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