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教育出版社已出版的好书，我所知道的就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书单来。但我开始了解它并感受它“好”，却是在与该社领导和编辑们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说实话，1999年以前，我虽读过不少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好书，且个人也有幸被该社的“我思文丛”收入过一本学术自选集《文化史的视野》，但对整个福建教育出版社却并无深刻印象。我真正对它产生“好”感，还得从黄旭先生来人民大学清史所正式组稿一事说起。
那是1999年深秋的一天，受上年大洪灾的刺激，时任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的黄旭特地来到北京，让我陪他去请李文海老师主编“中国灾荒史”。当时李老师行政事务非常繁重，没有接受这一任务，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却因此达成了另外一项重要的学术出版协议，即编辑出版“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此建议最初由夏明方提出，他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已搜集一批关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珍贵稿本和刊登在报刊上的相关调查报告；李老师对此提议高度赞赏，他从这批资料不同于传统史料《近代中国资料丛刊》的鲜明特征以及对于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学术价值等多方面，谈到他对编辑这套资料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看法，引起在座我等的热烈附议和积极回应。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黄旭很激动、连声说“好”的样子，他当即表示，只要李老师肯答应抽时间负责全局，他们出版社愿意赔钱也要做这一有意义的出版工作。
黄旭是一个有眼光和魄力的出版人。他回福建后不久，很快寄来了出版合同，同时还先期汇来5000元人民币作复印、抄写和稿本的费用。出版社如此重视，我们这边的工作自然也不敢怠慢，仅一年多之后，第一辑约1000万字的资料就得以完成并交到了出版社。不过没有想到的是，随即我们却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年、两年、三年，在几年不断的等待中，我们由起初的不太理解和灰心，到切实了解出版这类大型资料书所面临的各种具体困难，最后终于被出版社坚韧不拔的努力和高质量的出版物所感动，这样一个出版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逐渐增加对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认知过程。
“对不起，我们出版得太慢了。作为一个小社，我们的编辑力量很有限。这些年既要出教材，又要出教育学方面的大量著作，不得已，只得集中最好的几个编辑来专门负责，这么大的量，又要切实保证质，只好蚂蚁啃大树，一点一点来。但我们始终坚信这套书的学术价值，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停止和放弃。”当黄旭、张永钦和其他社领导诚恳而实在地表示上述歉意的时候，我们在感动之余，却不由得又对他们增加了一种尊敬和信任。
2004年底至2005年夏，《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一辑10卷12册全部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即受到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热烈欢迎。许多著名学者都称赞它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一些社会史界的同行更誉之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项奠基性工程”。该书还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一等奖，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五届吴玉章优秀成果奖。
受此激励，我们课题组又继续努力，现已编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二辑，共12卷约3000万字，正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同时，我们还开始了编辑《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第三辑和《清末社会调查资料》。这一切自然也都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不仅如此，我们还相约合作建设“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数据库”，并联合从事“近代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科学兴起关系”历史课题的研究。2007年7月7日至8日，我们又联合召开了“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的学术研讨会，请来许多专家学者共同研讨这一课题，并于2008年夏天在福建教育社出版了先期研究成果《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一书，这也是我们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一次带有整体性自觉的学术研究尝试。
可以说，通过上述合作，我们更多地认识了近代中国社会调查深厚的学术意蕴，也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增强了有关学术自觉。这些年，每当我们回顾和总结参与的学术活动和走过的学术道路时，对于福建教育出版社所给予的上述帮助和支持，都总不免要涌出一种由衷的感谢之情。
2008年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立50周年，在庆祝的日子里，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和作者，我写下上述这一简短的回忆，对于它往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也真诚地祝愿它在未来的岁月里，能为学术界奉献更多的成果，得到更好的发展，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历史学院副院长。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理事，《清史研究》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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