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再三致意是“会通”

2009-01-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房鑫亮 我有话说
在苏渊雷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华东师大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其《全集》。疾读一过,但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苏先生对祖国传统文化深怀感情和敬意,毕生孜孜探索。在撰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化综合论》中,即提出批判地综合中外文化,以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观点。嗣后,进一步指出文化具有继承性、吸收性和创造性的

特点,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创造出与原有文化完全无关的新文化,相反,旧文化是新文化赖以滋生的沃土。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复古,主张兼收并蓄,创造出既富历史性又富时代性的新文化。这些观点,一以贯之。晚年,他曾对一度弥漫学界的蔑视传统文化的现象提出批评。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儒家评判。在《孔学四论》等文中,苏先生指出,应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及儒家末流区别开来。儒家学说历久不衰有其合理性:晚周百家争鸣,老、孔、墨均为显学,但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提倡兼爱尚贤,不便于专制;孔子则要求尊亲、长长,定名分,严等级,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以宗法作为维系社会的手段,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秦汉以降,我国社会变化不断,孔学总能权时应变,由此而产生西汉的独尊儒术。至六朝,战乱频仍,民族播迁,儒学、诸子之学和玄学清谈均无法满足时代要求,佛教遂乘虚而入。到了隋唐,则由吸收而进于融化。宋明两代新儒家在与佛老斗争中互相影响,最终儒佛道合流。程朱一派虽对孔学思想有所提高和深入,但其末流阳儒阴法,遂招致“理学杀人”的讥评。我国学术发展史说明,学术必须切于人事,理想不能脱离现实,才能生存、传播。学术经世,必须以经国利民为宗旨,虽重功利,要在匡君宥民,扶危济难,这与法家之急功近名,以首级论赏,以酷刑树威,万夫柔而一夫刚不同。两千年来,儒家的君权思想被片面利用,甚至被推向极端,而其精华――大同思想和仁爱精神,则从未发扬光大。阳尊阴抑孔学的结果,使世人养成笃旧服从的奴性,此实为后学末流之罪,并非孔子本意。

苏先生的史学代表作《读史举要》论及史料学、史学史、诸子学、佛学等诸多领域,深入浅出,既可作治学入门读物,亦有裨于专门工作者。

此书对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见解独到,如《春秋》三传,马班比较,刘知?、郑樵、章学诚之异同,等等。苏先生认为,治《春秋》宜取三传合刻本,“经传对照,详略互见”,才能收深入研究之效。他先援历代学者的观点,再继以己说。如胡安国认为《左传》“传事见本末,《公羊》、《?梁》词辨而义精”,故欲明史事,当阅左氏;欲玩词义,则习公、?。又如朱熹说“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公、?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至此,《左传》重史实,《公》、《?》重微言大义不言自明。

司马迁和班固发凡起例,分创纪传体通史、断代史,影响深远。有关的比较研究甚多,而评判标准各异,或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聚讼不已。梁启超认为,《史记》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变为帝王家谱。这一观点,几为史界普遍接受。而先生却别调独弹,认为断代是《汉书》的创造,便于从各王朝的兴废中汲取经验教训。班固的缺点是站在封建正统立场,故缺乏批判精神,无意抑扬,这与他是奉诏而作、多所顾忌有关。司马迁则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为宗旨,富于批判性,敢于排击统治者,谴责现实。这是二人的根本不同,从而造成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衡量事务的标准、写作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此论为古人设身处地,深刻而不失公允。

我国史学源远流长,杰出史学家代不乏人,但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者,唯刘知?、郑樵、章学诚独出辈流。苏先生就此三人“对于中国文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得出不少精当结论。他指出,刘知?偏重“史法”,重点在编纂学;郑樵重“史识”,强调“义例”;章学诚则重“史意”,着重于历史的整体观和发展观。刘知?贡献在于:主张修史必须一家独断,秉笔直书;疑古惑经,坚持历史进化论。郑樵主张通史,抨击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郑氏的最大贡献是会通文史,以及条贯学术、发明义例,图谱、金石等均入史学,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他起到了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中继王充、刘知?的批判传统,下开朱熹、王应麟等人尊疑学风的作用。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生当乾嘉之世,在考据风大炽之时,汉宋并辟,独汲汲于史学经世。章氏认为,考古家舍今求古,征实太多,发挥太少;义理家舍人事言性天,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二者都脱离实际。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并进一步指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认为经书不过是当时的典章政教,切合于人伦日用。“历史、政治、哲学三者结合,这是浙东学派的精髓,章学诚的思想实质。”同时,他又指出三人的不足:刘氏因过信《左传》而丑诋《公》、《?》,有失公允;郑氏因不喜断代而排击班固,不分优劣;章氏批评戴震、袁枚等人不能平心静气。

此书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史角度论述了佛学作用。指出,佛学提出的新命题和新方法,扩大了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和内容。魏晋以后,佛学对人民的精神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无论在积极或消极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禅宗。它虽是中国佛教六大宗派中晚出的一支,但综合了以前的佛学,宋明以来,几乎独霸天下。禅宗畅行,始于道信、弘忍所创的“东山法门”。至神秀、慧能,又分“北渐”、“南顿”二宗。北宗禅法特点为“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渐修”法门,深受当时朝野重视,神秀曾被武则天封为帝师。安史之乱后,寺院经济和佛教文献迭经战争破坏,偏重“义学”的北方佛教失去了物质凭借和活动余地,随唐朝的衰落而式微。南方禅者多出素族,宣传“即心是佛”,“心静成佛”,主张“顿悟”得法,对劳苦大众和中下层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逐渐渗入到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禅宗的传统是不说法、不著书,只觅取可传衣钵之人,所谓“各述己意,以凭传付”。他们从现实生活和思想本身出发,凭觉性的智慧冲破一切障碍,受用解脱的喜悦。他们尤喜在象征、暗示、启发的形式下,接引学人,表达体验的境地。禅宗“烧木佛”,“者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等呵佛骂祖、打破偶像的革命精神,影响了宋明理学以至清末民初的各种学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程颐“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太虚”,朱熹说“典礼犹云常事,尧舜揖让,汤武征诛,只如家常茶饭”,陆九渊“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王阳明“反心不安,虽言出孔子,未敢以为是”,李贽“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都表明了思想解放的悟境。

《全集》还多处述及治学方法,授人门径。约而言之,有如下数条:一、论世知人,具体分析;二、连类并举,比较研究;三、触类引申,广泛联系;四、博闻强记,积累知识;五、探颐索隐,寻求规律。再三致意的是要“会通”,不作一往偏至之论。苏先生非常欣赏章太炎“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的观点,认为只要能够发人所未发,那么解决的问题无论大小都是有意义的。现在,学术研究重视原创性已成学界共识。但是,不以事实决事实,而欲以后世理论决事实,强辩躁进的现象远未绝迹,因此,读《全集》当能大大获益。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