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舒芜先生的文章比较早。手头有他的一部旧著，书名《挂剑集》。几次提笔想写写关于这部书的一些史料，终觉笔下沉重而踌躇再三。
《挂剑集》由海燕书店在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版于上海，32开本，印数仅一千
本来，舒芜列入这一文丛的书名为《生活唯物论》，是本通俗的哲学普及读物，胡风为此作了推介，不仅从内容到形式对该书作了评价，更在字里行间透出对舒芜的爱才之情。胡风曾寄希望于舒芜写本哲学入门读物，来替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知何故，此书没有刊印。另改出《舒芜杂文集》，在即将付梓前，舒芜接到胡风的来信说：“杂文，也许可印，但还得改用一题名。”也许听从胡风的劝说，杂文集最终以《挂剑集》命名出版。
这是舒芜在民国年间出版的惟一专著，令他倍感珍惜。那年舒芜才25岁，在徐州江苏学院任教。五月在北平与北平师范学院学生陈沅芷订婚。回到徐州，得到刚出版的《挂剑集》，舒芜欣喜不已，立即寄了一册给未婚妻，并在扉页上写下满满一大片题词，开头就写：“我把这献给我的沅芷。”接着写道：“八年的抗战，在历史是伟大的，在人民是英雄的，……在我，目前所留下的却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但现在，我把它献给我的沅芷了。我知道，我所失去于抗战的，她一定将加倍替我找回来。”
可见，舒芜是将新鲜出炉的《挂剑集》作为定婚后的信物寄赠心上人的。《挂剑集》似乎一直维系着他俩的恩情。舒芜在2002年10月写道：“我送她的这本《挂剑集》，经历了五十多年的人世风波，居然还在，也许就是她在冥冥中实现我的愿望，替我找回失去的一些东西。”
无论是当年的题词，还是近年的回忆，在舒芜平和的文字里，都有着他或一腔热血，或波澜在胸的情感涌动。
在介绍舒芜的文字里，他的身份多是文艺评论家。这当然没错。而我最初的印象，他首先应该是一位杂文家，这是从读《挂剑集》中得来的。
此书何以起名为《挂剑集》，在《题记》中，舒芜首先讲了一个典故。说延陵季子佩剑见到徐君，徐君喜欢此剑，而季子因有出使之任，有心献剑而未能。后徐君故世，季子遂遵从先前内心的愿望，将剑挂在徐君墓地旁的树上。
挂剑的典故，是一种崇高精神的表现，常使人津津乐道。以此为书名，舒芜说：“我不能比拟延陵季子，更没有什么千金宝剑。然而，我自信于他之所以挂剑的心情，体会得一定不太错。因为，无须掩饰，心情的体会其实正由于心情的相通――这便是这书名的并无深意的来由。”
《挂剑集》共收作者杂文50篇，内容多涉及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除一篇《我的怀乡》可算作散文，其余包括少量书评、短论之类，均可算作杂文。1944及1945两年，是舒芜杂文写作的第一个高潮。当时，抗战到了最后关头，舒芜“在窒息和忿怒之中，拿起笔投入战斗。觉得有害的事物是这样多，一个也不该放过，一刻也不该耽搁，几天就是一篇，甚至一天写得出几篇”。这些杂文，大都以各种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挂剑集》中的杂文，有32篇即选自《希望》。可以说《希望》是舒芜登上文坛的重要通道。亦可看出，《希望》主编胡风对舒芜格外的眷顾和器重。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挂剑集》以《吹毛求疵录之一》《吹毛求疵录之二》打头，这是读报感想，作者后改题为《读报二则》。由报上一则《协同启事》与一篇《摩登女郎不愿为妾，订婚日逃之夭夭》报道为由头，杂议妇女解放问题。这是目前读到的舒芜最早写妇女的专题文章，并由此成为他几十年来写作关注的一个聚焦点，一直到近年结集有《哀妇人》《平凡女性的尊严》等专著出版。
直到1982年他60岁后，才出版继《挂剑集》后的第二本专著《说梦录》，共收60多篇关于《红楼梦》的杂谈。《挂剑集》出版38年后的1985年，舒芜出版了《新挂剑集》，此书由诗人兼装帧家曹辛之设计封面，黄苗子题写书名。集中文章写作时间的跨度从1940年到1979年，早年《挂剑集》中的杂文，保留了29篇之多。这也再一次表明，舒芜不悔少作的勇气。
70初度，舒芜开始用电脑写作。先后“敲”出几百万字，有近20种专著问世。尽管从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始得改正平反，中间有23年的写作空白。新时期以来，是他人生第二春，创作新高峰。舒芜对年轻学人关怀备至，循循善导，我早有所闻。此外，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他的博学、坦诚与坚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次去拜访他，谈起他的电脑操作，令后辈自叹弗如。
言归《挂剑集》。舒芜最终没有沿着当年“较得杂文之正”的路子走下去。原因当然很多，“其实也不过是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遭遇，加上文艺界的一些是非”。关于舒芜的功过，曾引起学界的论争。我只是想，当事方都已进入暮年，不少人先后谢世。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他们均已身心疲惫。各执一词无益澄清事件的真相，纠缠个人恩怨，也无济于汲得应有的教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需留待后人去评说。争论与反思的目的，最终应该是让更多人永远铭记这一份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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