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其人其著

2008年8月8日晚8点，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在“鸟巢”正式拉开帷幕，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一个缤纷灿烂，自信满满的中国。假如将时间拨回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乱不已，国家腐败，民族危亡，鸦片泛滥，灾荒不断，经济崩溃，老百姓们朝不保夕，生活

有！一个隐居在北京西山宝珠洞的八旬老人对于中国的前途就曾一直持乐观的看法，并且还多次撰文，预言中国定会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这位睿智的老人就是本书的作者，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后来又出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早在1868年10月，丁韪良就曾在美国远东学会上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就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演讲中，他批驳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所形成的诸多“傲慢与偏见”，并且勇敢地站出来给他朝夕相处已近二十年的中华民族进行了辩护：

从来也没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受到过更大的误解。中国人被指责为缺乏热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足够透明的媒介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传递给他们，或是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中国人还被指责为野蛮透顶，因为我们缺乏广阔的胸襟，无法理解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中国人被描述成毫无独创性的模仿者，尽管他们所借用别人的东西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少。中国人也被说成是缺乏创造力，尽管世界上一系列最有用的发明创造都是受惠于他们。中国人还被认为是死抱住传统观念不放的，尽管在他们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深刻的变革。

这个长篇演讲的稿子发表在1869年1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New　Englander）上。上面所引述的这段话表明，丁韪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要远比其他的西方汉学家们更为深刻，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同情心也要比绝大部分西方人都更为深厚。三十二年以后，丁韪良对这篇演讲稿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将经过改写的文章以“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为题，作为《汉学菁华》（1901）这部书的首篇。然而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他却似乎一字未改，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丁韪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虽然在不断地加深，但是他对于中国人的了解和同情心却始终不渝，贯穿了他整个人生。

丁韪良原先演讲稿中还有另外一段话也是几乎一字未改地保留在了三十二年后那篇新的文章之中，在这第二段话中，他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比作黎明前的黑暗，而将中华民族誉为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时会冲破那死亡般的黑暗，照亮世界的东方：

中国人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在其漫长的民族生活中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的民族心态随着时代的变更也在不断地前进；尽管并不总是直线前进，但我们认为每一个朝代都记录了确凿无疑的进步；就像北极的黎明那样，东方天际的第一抹曙光会消失好几个小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明亮的曙光，就这样周而复始，在经过几个黑暗的轮回之后，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上了一定年龄段的人听了这段话会感到格外耳熟，因为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就曾采用过同样的意象和比喻，即在革命前途最黯淡的时刻把未来必将诞生的新中国称作“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丁韪良著述甚丰，根据并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出版了中文的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他的英文著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现在已经被译成了中文。它们可以被视作是一个系列的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是对他来华前46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各类人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外部生活，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而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则是对前两部书的补充，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至1907年间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以及表达了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丁韪良认为，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强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也就必将能够到来。

有趣的是，丁韪良将上述1901年改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用作了这第三本书的书名，这证明前面那两篇文章和这本书的主旨都是相通的。《中国觉醒》这个题目实际上跟传说中拿破仑有关中国的一句名言有关：据传拿破仑曾把中国比做一头睡狮，并且预言：一旦这头狮子惊醒过来，整个世界的格局将会为之改变。丁韪良显然认同这种说法。

1902-1907年间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更加使丁韪良确信，一个重大和激动人心的社会变革正在中国发生。丁韪良在《中国觉醒》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正是出于对这种辉煌景观的憧憬，使我在短期访问了自己的祖国之后又回到了中国――而且是在华中诸省生活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京师。倘若中国人民仍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麻木不仁的话，我也许会对他们的未来感到绝望。然而当我看到他们像今天这样众志成城，怀着告别往昔的坚定信念，想通过采纳西方文明的精华来寻求新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对于他们未来的希望已经实现过半；我对于能够利用自己的声音和笔来帮助他们的事业而感到高兴。

丁韪良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仍存在着争议。目前国内有很多教科书和文章把丁韪良定性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指责他为杀人犯和强盗。但是这样的批评往往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因而很难经得起推敲。一个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目击记》（1900）这本回忆录中曾经坦白地承认，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自己也参加了抢劫。

顾长声先生也许是最初提出这一观点的，他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1）销量达数万册，流传甚广。由于一般的读者很难查阅到丁韪良的原著，所以一般都把顾长声的说法和引文视为权威的根据。然而上面所引这段文字中的问题很多，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误读和以讹传讹。

作者观点的一大问题是断章取义，割裂了原文中的上下文。丁韪良原著的第131页在讲述慈禧太后和一大半北京居民逃走之后，丢下了大量的皮货、绸缎和银锭之后，接下来写的是八国联军中英国和日本士兵的抢劫。但是顾长声大笔一挥，就变成了“于是基督教传教士们也开始抢劫起来”。其结果就造成了上下文不对接：明明前面说有大量遗弃的皮货、绸缎和银锭，为何丁韪良和其他传教士们对于身边的财宝竟视若无睹，反而去抢劫远处的一个粮店。再说丁韪良在1900年已经是一个74岁的老人，而且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有二品顶戴的官衔，即相当于如今的北京大学校长，是个副部级的高干。有这样的身份，又不愁吃喝（因为当时他寄住在长老会传教使团的驻地，由女传教士们负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况且还有自己的好几个仆人伺候，他干吗还要亲自去外面抢粮店，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丁韪良再傻，也犯不着硬要把强盗的罪名往自己头上扣，这根本就不合乎逻辑嘛。

原来在这件事前面也缺了一段引子：这天下午，其他的传教士都出去了，丁韪良独自留守宽敞的传教使团驻地。忽然有仆人来报，说有位洋人没递名片，就擅自闯进了传教使团的驻地。丁韪良出门去看，正好撞见一位白人从怀定牧师的卧室里出来，一手提着怀定牧师的来福枪，另一只手里则拿着怀定牧师的转轮手枪。丁韪良大吃一惊，喝令对方放下武器。经过一番盘问，才发现对方也是个美国传教士。原来在京外国人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的时候，院子里还有三千名避难的中国基督徒，他们虽然跟那些外国人一起得到了解救，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已经处于快要饿死的边缘，这就是那位陌生的美国传教士显得惊慌失措的原因。丁韪良得知真相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传教士带路，去上述粮店运粮食。我认为这件事反而衬托出丁韪良等美国传教士们以人为本和珍视生命，跟所谓的“强盗”和“抢劫”完全不是一码事。顾长声等国内的学者过去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太深，根本不把几千名中国基督徒的生命当做一回事。这种观念现在应当有所改变，尤其是在去年中国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

丁韪良是一个背景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也都在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唯一不改的就是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好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同情心。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不可能在此对于我们这位北大的“老校长”进行全面的辩护。我个人认为，最好的辩护就是把丁韪良的主要作品忠实地翻译出来，让广大的读者有机会阅读到他的著作本身，以便能让读者在其作品文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某一位学术权威的观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阅读中通过这位世纪老人和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来反观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或领略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错综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