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经济学史的论述，头绪繁多，但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提出。
一、关于现代经济学史的分期。作者并没有明确各时期划分的具体年份，这恐怕是因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前后密切衔接，可能比经济发展本身更难确定各时期的划分，但作者认定，“无论是历史的时间确定，还是政策需要的特性，都影响了所产生的经济学的特性”，“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由这一时代的经济史中的非常事件和政治舞台上的强大的经济思想产生的“。这种观点尽管是值得商榷的，但根据这种思想，本书中经济学史明显划分为以下一些时期，即以16世纪到1800年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相继兴起的时期，这是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萌芽时期；1800~1870年，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专门作了介绍；1870到20世纪初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边际效用学派大发展时期，各种学派和新的分支学科相继出台，特别是把数学、统计学、测量方法和模式塑造方法引进经济学，建立了计量经济，数理经济。作者把这说成是“一场运动”。对这一时期的特点，作者写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仰、理论和方法的多元性，使人们很难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学派视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者认为此时“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继续发展，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而对凯恩斯主义则着墨不多。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作者认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对这一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新凯恩斯主义，作者只是说“当分析被用来设计财政政策和管理经济的时候，凯恩斯的思想看来是适度成功的”。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新古典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并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分期无疑是适宜的。对以上各个时期，作者都对当时各学派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介绍，对他们的主要著作和理论，以及对各学派之间的论争进行了评析。
二、管理经济。上面所说经济学各时期的发展，主要是理论经济学，此外，本书还设有专题对“管理经济”进行叙述。因为作者认为，“在西方的传统中，经济学总是具有两个相关的面孔，即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管理艺术。前者旨在描述经济的运转，并揭示它的法则；后者则关注利用那一知识制定经济政策。到20世纪，经济学的这两翼，通过一系列技术的运用，被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在“管理经济”这一专题中，作者又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把历史上出现的经济模式分成六种类型。一是国家直接干预的“工程国家”，最早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后，由国家主导培养工程师，在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领域工作。以后各时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二是自由主义国家，以英国为典型；三是福利国家，19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二次大战后，发展成系统的完整的社会制度；四是凯恩斯国家，即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客观引导，七、八十年代的衰退，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失败；五是计划经济国家，这里把法国和荷兰实行的计划进行了比较；六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这种类型国家对公共活动所包含的激励比管制要多。
三、对“工具”运用的重视。本书无论在对理论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史的论述中，都对研究方法特别重视，而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主要指数学、统计学、测量方法和模式的塑造等工具的运用，导致计量经济、数理经济和其他以工具为基础的经济学的产生，并在其实际应用中展现其重要功效。作者认为，对20世纪经济学历史的阐述，应以计量经济和发展理论的工具为开端。“这样一个开端使我们能够展示经济学的历史是如何密切地与经济的历史及其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又如何地与经济方法史和经济理论史的统一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各时期经济学发展的评述中，都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例如对凯恩斯主义所起的作用，作者强调说，这是由于“具有成效的以模式为基础的分析才能产生能够像政府进行解释的答案”。对于“管理经济”的各种模式，更是以统计方法的运用来加以区分。这成为本书关于经济思想史论述的一大特色。
四、对经济学国际化的专门评述。这里，主要是对二次大战后拉美、俄罗斯、中东欧、埃及和摩洛哥、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经济学的发展，分别予以简要介绍。在新独立国家中，先是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都为它们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国家要求回答的是欠发达的根源何在？它们应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作者着重介绍了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学说。如智利的劳尔・普利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理论”，以及在他影响下形成的拉美经委会学派，埃及的萨米尔・阿明的“依附论”，以及其他国家的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作者还特别提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威廉・亚瑟・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作出的杰出贡献。作者也指出，二次大战后，美国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并更多地卷入一些国家政府政策的制定，并为它们培训经济学家和资助它们的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学的以工具为基础的风格和新古典的内容，不仅在制定政策方面，而且在西万经济学中，都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力”。作者把这种变化称为“经济学的美国化”。即使在此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经济学也让位于美国，尽管在许多方面，欧洲的经济学仍然保留了它的个性。
总体上说，《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中对于经济学方面的论述，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精深、内容丰富、涵盖全面的重要著述。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是有关经济学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这指的是学术研究中不同理论观点的自由论争。启示之二，则是国家在经济科学发展的关注和对经济学家的大力培养，无论是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都需要新一代的经济学家的成长。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