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几十个笔记本，记录下了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蒋兆和、刘凌沧、张仃、黄永玉、常书鸿等大师的艺术之声；从中央美院的教室到永乐宫、敦煌莫高窟的临摹现场，终生不舍的画家之梦的追求，成就了一位可敬的“艺术守夜人”。收有多位大师风采的讲课
实录――《跟大师学艺》如今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编辑过程，同样有着许多不寻常的故事。
郝之辉近照
缘起
围绕这部书，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感动，有太多要说的话，更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
我先从和这部书稿的相遇谈起。
与这部稿件相遇的因缘，我想应当追溯到多年前我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的那个瞬间。画册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我翻到其中一幅杜甫的肖像时，心中动了一下。直到今天，画面中杜甫那深沉忧苦的眼神还在我的眼前清晰可见。当时捧在手里看了又看，从那时起，这幅作品的创作者――蒋兆和先生走进了我的视野。
此后，凡是有关蒋兆和先生的文章、著作都会引起我的关注。2006年在北京的书展上，我买到了刘曦林先生著的《蒋兆和》。从这本书中，我得知蒋兆和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有本油印的讲义。在刘文君社长的帮助下，我和刘曦林先生取得了联系。在征得蒋先生的女儿蒋代平女士的同意后，我从刘曦林先生那里取到了讲义的复印件。由于自己工作太忙且往来两地甚为不便，刘曦林先生向我推荐请家住天津的郝之辉老师来帮助整理手写稿的讲义。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刘曦林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推荐，我可能会和这部不平凡的书稿擦肩而过。
后来，通过北京的画家马振声先生和朱理存女士夫妇，我联系到了郝之辉老师。记得第一次打电话时，郝老师没有在家，当时是郝老师的儿子孙筠先生接的电话。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他顺便向我说起他母亲手里有一批当年就读中央美术学院时的讲义，已经整理出来了。
在郝老师的家里，我看到了她整理出来的五百多页手稿。这位年逾古稀的红色画家，14岁时成为一名华北野战军的文工团战士，用水胶拌土颜料画的领导人的像不仅挂上会议的主席台，还印在画报上。也是从那时起，她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画家的梦想，这个梦想成为她一生永不舍弃的追求。机会等待有心人，在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她终于在1956年踏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门，得以亲炙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刘凌沧等一代硕师的风采。她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会，在努力画画之余，凭借自己在部队练就的速记本领，详细地记录下了先生们的讲义。这样，前后积攒下几十个笔记本。这些笔记本被她珍藏在一只旧皮箱里，陪她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她的心始终牵挂着这些在别人眼中也许一文不值的“破本子”，时不时拿出来翻翻，回味一下当年大师们的教诲。终于有一天，她下定决心把它们整理出来。由于不会使用电脑，她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一边查阅各种资料，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这一抄就是四年。
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描述，书稿故事的本身就有一种震撼力。这也是学生给先生的最真挚的献礼。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某位先生的弟子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导师祝寿：他们集资购买导师出版的学术著作，以馈赠的方式寄到各地的大学图书馆。无疑这种向老师表达敬意和感恩之心的方式，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时下盛行的吃吃喝喝。而郝老师的这种方式无疑更富有情味和价值――那是真正挚爱艺术的素心人自然而然的作为，完全不计成败和得失。静下心来的读者或许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这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那份师生之间的真情和对艺术的虔敬。
当我把样稿和目录交到刘社长的手里时，她不仅认可了这个选题，还提出了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得到社里的支持后，我开始投入到这一全新的工作中。
沟通
最初拿到稿件的时候，我和郝老师谈到版权的问题，就是这本书的出版应该征得诸位先生或其家属的同意。为此，郝老师动员所有的亲友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很快，我和李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蒋兆和先生、李苦禅先生、刘凌沧先生、罗工柳先生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后又历尽一番周折联系到常书鸿先生的家属。我们还陆陆续续和段文杰先生、张仃先生、李琦先生、黄永玉先生、黄均先生、金维诺先生本人取得联系。就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我们又找到了与傅抱石、李斛等先生的家属联系的线索。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看到了《石鲁文集》，凭借书中提供的信息，我联系到广东省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先生，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石鲁先生的夫人闵力生女士。联系授权的工作贯穿编辑这部稿件的始终，可以说我们想到了各种办法、各种途径，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陆鸿年先生的家属，在此深表歉意。
所有的先生或先生的家属听到这部稿子的来历，都被郝老师感动了，有的还向我询问郝老师的联系方式。他们不仅欣然授权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还细心地审阅稿件，提出补充意见，并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每一次和他们通话，每看到一封他们的回信，我都会感到即便素昧平生、相隔万里，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动，感到那种真正为了艺术而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生活是美好的。因为这种美好，我要在此表示自己的感谢。
回过头来看这部稿子从手写稿到付印样的过程，就好像一块璞玉变身为美玉珍宝，不过这块美玉所经历的雕琢过程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其中发生的种种情节和所遇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感人，都值得在此记上一笔：
张仃先生在病床上审阅并订正了相关稿件，还委托亲友将稿件录入电脑，给我寄回清清楚楚的打印稿。就在我收到稿件的那天，李老师（张仃先生夫人）还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张仃先生又发现了几处错误，你记录一下，改过来。”当时他的腿伤还未痊愈，竟对这个稿子如此牵挂。后来，他还应我们的要求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那古朴而灵动的法家手泽无疑为本书大增其辉。
段文杰先生在审阅完稿件之后，委托其子段兼善先生寄来补充材料以完善当年笔记的内容。
黄永玉先生放下繁忙的写作任务，在万荷堂审阅完稿件，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写了一封短信，并以最快的速度寄到我手中。
李琦先生修改完稿件后，为配合插图的需要，连同画册一同寄来。去上海出差之间，还专门打电话询问邮件的情况。
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先生在病中审完稿件，将稿件复印留做纪念，并委托周玉兰女士寄来审完的稿件和相关的图片资料。
刘凌沧先生的夫人郭慕熙先生在审阅完稿件后，委托家人将稿件寄回，并联系刘凌沧郭慕熙艺术馆的张永红先生为我们寄来刻有刘凌沧先生作品的光盘。
“敦煌的女儿”常沙娜女士接到我的电话，了解到这本书的相关背景后，也十分支持。在百忙之中，她以最快的速度审阅了常书鸿先生的讲义，订正了因常先生的江浙口音造成的讹误。
李燕先生不仅及时订正补充李苦禅先生的稿件，还寄来补充材料和光盘，并告诉我他的详细的联络方式，以便有问题能够及时联络上。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田黎明先生也在忙碌中为本书及时写就了满含深情的质朴的序言。
根据内容的需要，《敦煌行》部分需要配上常书鸿先生和段文杰先生的临摹作品。在我说明情况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罗华庆先生和梁旭澍先生在最短的时间里，通过电子邮箱给我发过来了两位先生的临摹作品的电子文件。
就在本书付梓的前夕，杨德树先生也热情地为本书提出了修改意见。
蒋兆和先生的女儿蒋代平女士、叶浅予先生的女儿叶明明女士、李斛先生的女儿李蓉女士……
艺术的守夜人
故事最多的当然是这本书的作者――郝老师：
每找到一点相关的线索，她就赶紧打电话通知我，去跟各位先生联系。记不清我晚上在家里接过郝老师的多少个电话；
就在本书即将收尾的时候，天津博物馆举办了敦煌展，细心的郝老师在参观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稿中写的“胡旋舞”应当为“胡腾舞”，立即通知我把稿中的错误改过来；
在最后读校样的时候，我对“闵南田”这个人物提出了质疑。为此，郝老师不仅去查阅资料，还打电话咨询了几位相关专家，最后确定应该改为“褚遂良”；
在书稿交流的过程中，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她都一一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卡片上，通过各种途径去核查，一丝不苟；
……
可以说，那几十个其貌不扬的笔记本，是薪火相传的大师们留下来的珍贵火种。郝老师，这位艺术的守夜人，在风云变幻的世态炎凉里，默默地守望了半个多世纪，其中的甘苦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收获
从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稿件到最后付印，前前后后不知读了多少遍，但每次都读得津津有味。相信读者也会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在不经意间随时都会有新的感悟。大师们的教诲像深山里甘冽的清泉，一生一世享用不尽。即便你不学作画，也可从中学他们做人，因为艺术的原则就是处世的原则，艺术的境界就是人生的境界。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在生活中运用先生们在创作中的名言“注意整体”、“勿谨毛而失貌”，就能更加优裕而妥善地应对世事人情，从患得患失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的收获无疑是多重的。首先是和郝老师的一家成了朋友，包括她的儿子孙筠、女儿孙彤彤，还有她的外孙女――聪明可爱的小默璇。
其次是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受到全方位的锻炼。我承担的不仅是“做嫁衣”的任务，还有服装设计师的职责。从手写稿到付梓的清样，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有责编的元素在里面。虽然有些苦和累，却也体会、享受到了很多的快意和欣喜。
李可染先生说：颜色要一遍一遍地加，才有味道。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与可染先生的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遍遍地加工过程中，我们一点点地完善，也在用心感受着一份愉悦。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把这种愉悦传播到每一个心灵。
在这本书面前，我更像是一名小学生，在纸上聆听大师们关于艺术、关于人生的个人体悟和经验总结。这使我这个门外人也有了一些对艺术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和郝老师去看画展，在一幅山水画的面前，郝老师问我：你看，这幅画怎么样？我看了看说：“山没有远过去，灰了。”（李可染先生语）郝老师说：“看来，你还真长了不少知识。如果这幅画的作者读了这本书，他的技艺会有所提高的。”
大师不世出，有心人亦难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本书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作为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予等一代英才巅峰时期的讲堂笔录，郝之辉老师贡献给读者的――无疑是将被珍藏于中国艺术宝库的一笔永恒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