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倦看花眼，犹存问道心

这是1960年父亲病卧写怀之句。他老人家年老力衰，只有求知的愿望依然甚强，这种强烈的求知愿望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日本，学过日文和德文，为了学习《资本论》（当时还无中文译文），他学了英文；为了研究佛学，他掌握了梵文；十月革命后，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又学习了俄文；父亲从不满足于自己。

我曾几次想写回忆父亲的文章，遗憾的是：我的专业是英语，曾在美国留学多年，没有机会钻研中国古文，对父亲的著作简直是门外汉。因而欲写又止，几次三番，直搁浅到现在，他老人家的生前友好都相继去世，了解情况的已寥寥无几，再拖延下去，寻找资料岂不更为难了……

于是我又一次拿起了自己的这支秃笔。

“神童”称号的由来

父亲名叫谢大澄，字无量，别号啬庵。取妻陈氏，名顺庵。有子女六人。原籍四川乐至县。1884年（光绪十年）闰五月生于乐至县北乡金马沟农家。祖父谢维喈（字凤岗）勤学苦读，科举为宦，到安徽当了三任知县，后又就布教书。父亲自幼聪慧，三岁会背唐诗，四岁随祖父到安徽，由祖父亲自课读。六岁学会作诗，当年即有自著的诗集一本，我儿时曾见到过。其中有一首风筝诗，我还记得后面两句：“凭藉春风力，直飞上青天。”据说有一晚，祖父有朋友来访，谈到夜深尚未告辞，父亲就作了一首诗给他看，那位客人讶然而笑，说：“二公子催我去了。”因此父亲幼时即被人目为“神童”。九岁读完五经，学作八股文，十二岁时，我祖父限他每天交八股文一篇，父亲一会功夫就完成了。空出的时间就大量阅读其他书籍。家中藏书颇多，他喜爱读史书。对于历代的成败兴亡最感兴趣；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学士也津津乐道。后来他向祖父提出少做八股文，多一些时间读书。祖父看他往往有独特的见解，也就不再勉强。

父亲18岁时，祖父送他至上海，从浙江学者汤寿潜先生学习时务及经世之学。学习中他提出欲赴北京一游，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汤先生很赞赏他的想法，鼓励他去北京实地考察。那年正值光绪庚子年，义和团活动趋向高潮，外国军队集积于海口，市面上秩序很乱，海道已经梗塞不通，一场大事变随时可能发生。父亲听从朋友的劝告，往张家口暂避，接着又避往山西太原。不久西太后和光绪也逃出北京，走的是同条路。目睹变乱，确实是时务经世之学中重要的一课。由此了解到清廷的昏庸无能，官场的腐败黑暗，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对他今后所走的道路起着重要的影响。

后来他经过河南、皖北绕道回芜湖，其间大多是徒步或人力代步。途径太行黄河，行程数千里，面对气势磅礴的名山大川，吟写成不少诗篇。

早期的民主革命者

次年父亲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即后来之交通大学）。中文教授为蔡孑民先生，蔡先生对我父亲甚为赏识，当时同班交往较密切的有邵力子、黄炎培两先生。可惜入校刚及一年，学堂即因“闹风潮”的理由被迫解散。

父亲和友人马一浮先生共同创立一个“?译会社”出刊一种杂志名叫“?译世界”。内容是翻译世界名著，也有一些社会主义书籍。每月出一册，后因马一浮先生赴美学习而停刊。

那时正是1901年，即20世纪的第一年。有志之士都希望中国在该历史时期有所改变。目睹清政府丧权辱国的事继有发生及当时民主革命新潮流对其的影响，父亲结识了上海的重要维新派人士，如章太炎、邹容、章士钊诸人，并参加了《苏报》、《国民日报》等激进组织。同时又和在川中当教员的杨玉詹、廖世?谋划发动四川革命，意欲首先推翻清廷在四川的统治。不久，邹容在著《革命军》一书，被捕入狱。迫于当时的紧张局势，父亲只得东渡日本，投奔在西京大学读书的朋友马君武。在西京住了一年。补学日文、英文和德文。1903年，马一浮先生从美国到日本小住，送给父亲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这是他第一次阅读马克思的文章。

1904年回国，在镇江焦山和杭州西湖各住一年。自修日、英、德语，继续阅读《资本论》等社会主义书籍，产生了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父亲以他的博览史书再结合科学的哲学思想，真是如鱼得水，学问大进。

1907年1月，父亲再去北京，担任京报馆主笔，约有半年，每日著文评议时政。那时已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以小国战胜夸大国，颇引起人们议论，不少人认为日本国家虽小，明治维新后采用“君主立宪”，而沙皇俄国仍和中国一样是“君主专制”。日本既以小胜大，可见“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清廷为了缓和矛盾，曾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颁发预备立宪的上谕，为了证明这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在舆论控制上稍加放宽，并立即着手，“改革官制”。其实改来改去，换汤不换药。父亲常对此冷嘲热讽，抨击权贵。后由朱启铃（似应作钤）（此人后来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出面勒令《京报》停刊。此举正暴露出清政府阳说立宪阴引专制的真面目。

在北京一段时间，父亲创立了《蜀学会》，并结识不少有识之士。《京报》停刊后，父亲复回上海，翻译斯宾塞的著作。

比学生还年轻的校长

1909年，即宣统元年，蜀中招我父亲回成都办理“存古学堂”。此时清廷虽已废除科举，而又说：“为保存国学”，在全国办“存古学堂”七所。成都就是其中的一处。创办学堂，培养青年，对当时的有志之士吸引力很大。父亲离故乡已久，也很想藉此回去看看。于是，即和我的三叔一起，溯江而上，泛舟山峡，置身于激流险滩，悬崖峭壁之间。未免触景生情，遂在舟中写成《五言排律百韵》以倾泻胸中的激情。这诗经由《蜀学会》传到北京，诗中集雄伟的景色，清丽的词藻，酣畅的抒发为一体，大为识者所称颂。法部太丞，法政学堂首创者，四川华阳乔树楠，以及四川高等学堂总理，彭县周紫庭等人，更为赞赏。

回成都后，经乔树楠、周紫庭等极力推荐，父亲竟以一个青衿少年，担任“存古学堂”的监督（即校长）。这个学堂的学生，至少也是考上“秀才”的文人学士。更有趣的是比父亲年长许多的学生竟大有人在。学生起初对他颇为轻视，故意用深奥的问题来难他，谁知一经交谈，不仅难不倒这位年青的校长，反倒被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其广博的引证，精辟的见解，使学生们心悦诚服。为办好这所学堂，提高讲学质量，父亲尽心擘划，邀请名学者刘师培、廖季平等任教，自己也登台主讲，教授词章一科。并为教学多方搜集善本书籍备用。一时间学堂名声大噪，蜀中学人均以就读为幸。该学堂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蒙文通、刘晦愚、杨子敬等均出于门墙。

这两年父亲一心办学，同时还在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担任讲席。但父亲逐渐看到学堂名曰“存古”，许多学生年龄已大，旧的教育根深蒂固，不易更新，因而认为这不是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地方。即于1912年（即民国元年）告别“存古”仍然回到安徽，此后又长住上海，去追求知识上的更新。

孜孜不倦地更新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在袁世凯窃居总统后，日益暴露了其篡国当皇帝的野心，日益猖狂地迫害革命志士，很多人重新逃往日本。父亲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深感清王朝虽已推翻，但整个封建的教育体制却触动甚少。虽然全国已有多处兴办新学校，但私塾蒙馆仍占优势。小孩读书，仍然四书五经那一套，虽然八股文不做了，可是八股思想却依然根深蒂固。即使办了新学校，说文方面也没新课本。根据他办“存古学堂”的经验，纯粹的古书堆里是找不到适合民国学校的新课本的。袁世凯敢于篡国，是和人民长时间受封建思想毒害，对旧秩序习以为常，甚至对封建传统盲目迷信崇拜有关。要解决这些人们共有的旧观念，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探寻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到今天还闪耀着生命光辉的部分；探寻至今能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帮助人们用这些健康的部分去克服那些腐朽僵化的部分。父亲在这一时间写的《王充哲学》于民国六年四月（191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在全国解放后，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那是1956年，父亲应周总理之邀到达北京，毛主席曾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同席的有北京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父亲的老友）。毛主席说：“谢无量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都很有研究，思想也很进步。在十月革命前就写了《王充哲学》。这本书是提倡唯物史观的呢。”父亲认为，王充在《论衡》中“充于夫地万物皆用生物之理推校其本，颇近于唯物论……”这在一千九百年前，妖妄谶纬之学盛行的东汉时期，是非常可贵的。父亲在书中剖析了该书中的哲学思想，对于其中包含唯物主义思想的章节作了重点的介绍。

与孙中山先生的交往

1917年（民国六年）父亲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两人谈论非常融洽，以后便经常往来。那时候孙中山先生正撰写孙文学说，经常与父亲探讨，父亲也尽自己胸中所学，参加意见。

中山先生给父亲的书信，抗日战争及十年浩劫中多已遗失，目前仅留着一封，上面写着：

　　无量先生大鉴：国家多难，全仗贤豪，群策群力，方能济事，望先生每日（旁注：本礼拜）下午四时驾临敝寓，会议进行，是所切祷，手此，敬请大安。

孙文

此年蔡孑民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为学长，数次邀父亲到北大教书。正值他与中山先生来往频繁之时，又因编书量多，脱不开身，故未前往。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又为商务印书馆用白话体写成国学小册子数种，其中除《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之外，还有《楚辞新论》、《古代政治思想三种》。

1923年（民国十二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筹议北伐及改组国民党。父亲亦去广东追随左右，孙先生起初安排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继而任他为特约秘书长，后来又改任为大本营参议长，直到1926年5月（我幼年时曾在家看到一张孙文签署的聘书）。父亲并不是国民党员，按他老人家的说法是“革命的朋友及中山先生个人的朋友”而竟能委此重任，可见先生对他的器重。那时在广东虽然聚集了众多的民主革命力量，但和北洋军阀的实力相比仍悬殊甚大。中山先生认为护法政府自准备北伐以来，受到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种种打击，而其幕后都是曹琨、吴佩孚在捣鬼，要想打败这两个窃国盗位的元凶，必须在北洋军阀集团中做分化瓦解工作，并团结那些反对曹、吴，同情革命的人士，以帮助完成社会革命及推动首都革命，以动摇当时反革命恶势力的巢窝。经多次商讨研究，中山先生于1924年7月派出我的父亲和他的公子孙科为代表，赴奉天和北京进行秘密联络，这个任务相当危险，好在父亲并非国民党员，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朋友，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与孙科公子一起又能表示中山先生对于此番联络的诚意，确实可以引起多方更多的重视。

父亲和孙科到奉天后，住了月余，亲自看见奉直战争的胜利。10月转到天津，游说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等人。完成使命后就转回上海。这时中山先生也由广东到了上海，即将北上。蒙他盛情相邀再去北京。父亲应诺后，先在家中小住，等中山先生去日本，从日本转到天津，父亲立即去天津会他。此时已是1925年，中山先生病卧在床，父亲多次探望，先生叮嘱父亲先到北京等他，可是等中山先生到达北京，病情日益加重，终至不起。先生逝世后，停灵于中央公园，父亲某日午夜前往吊唁，悲痛之余，成诗一首：

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见回肠。

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莫改香。

诗中对于国民党今后的演变，忧忧忡忡，情溢于词。

1956年冬，父亲又去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值中山先生九十诞辰，父亲赋诗述怀，其未段云：“?行曾攘臂……重到一凄凉。”追念知己，其言恻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