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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先生王蒙的凡生琐记

2009-02-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身世不幸

和王蒙的相识,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蒙身世不幸,这或许更成就了他的才华。

幼年的王蒙,生活

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由于种种差异,使得父母的关系水火不容。外祖母、母亲和姨妈组成联盟,一致对抗单枪匹马的父亲。有一回,王蒙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刚走到院中,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兜头泼过来。直到今天,都无法抹去滚烫的绿豆汤烙在王蒙心中的印迹。

王蒙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那年,父母不知什么原因又闹了起来。妈妈哭着把王蒙藏起来。王蒙心里很恐慌,但他还是懂事地劝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一会儿,他又想起爸爸,便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却伸手捂住他的嘴,吓唬着说:“别出声,不许你见他。”王蒙的堂姐从小跟三叔(王蒙的父亲)好,见三叔可怜,偷偷跑过去,悄悄对他说:“他们都在家,藏起来了。”父亲手里拿着巧克力,却找不到孩子。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屋门被反扣上,推也推不开。父亲大声喊着:“快把门开开!”王蒙站在门外,扒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爸爸像愤怒的狮子,来回不停地走着;一会儿又坐回那张藤椅,点着烟,吸进去,吐出来,屋里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这种残酷的事实,使王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相识以来,他并不轻易提起这些。我能感觉到,他不愿触动这块伤痛,但是,他却常在说,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他的切肤感受。

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原来是一家烤肉店。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美味佳肴,真想美餐一顿。但是他没钱,也不可能向爸爸、妈妈要。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烤肉店,照直往前走。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

小时的王蒙打发这种无聊、寂寞生活的方式有两种,幻想和读书。冬季的中午,遇到好天气,太阳暖暖的,大人在午休,他就会陪着猫,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看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该多好!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童话世界里,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叹七个神秘的小矮人……他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

王蒙自幼爱看书。9岁时,他独自去离家最近的民众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看书,入了迷。直到天黑,整个馆里就剩下他一个人,管理员不断催促他才回家。他在那里看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式图解》、《十二金钱镖》、《小五义》,看了《悲惨世界》和沈从文、丁玲的书。他对文学的兴趣,或许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孕育。

直到有一天,王蒙不经意地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痛苦。我们的儿子山儿3岁那一年,我在花市书店为他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会在掀动中不断变换图形。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身子是拖拉机,脚部是汽车轮子;而翻过一页,脚会变成雪橇,身子成为机翼,头部成了旗杆。

王蒙看到后不住地问:“这是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书店呗!”

我很奇怪,为孩子买的一本小画册,怎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王蒙说:“我小时候,也曾有过这么一本,是父亲给我买的,羊角,鹿身,马腿,变来变去。那时,没有别的玩具,觉得很好玩儿。”

接下去他说:“这种扭曲,使我想起许多……”

这句话,让我感到震撼――多年来,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把这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80年代末,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他说,写起来有时候要发疯。别人说,这是王蒙唯一一部家族小说,身心和灵魂全部沉浸在小说中。而王蒙自己也说,这部小说付出了很多个人情感,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

难忘初恋

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1951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些甜,看上去很朴实。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

这时他已经走近。果然是王蒙。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

“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见王蒙打好饭,往前院走去,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呆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也是吗!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

“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

“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

“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

“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

“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

“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说:“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呆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杠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

(《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方蕤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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