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题材且勿论，木心的诗有很多游历世界的履痕。亲身践履之不足，继之以“神游”，依着知识与想象，木心还写出了他并未亲临的非洲、印度“游记”。他实现了童年时就有的，也是很多人都有的“世界梦”，并将其化为缕缕诗文。改写的《洛阳伽蓝赋》，熔裁事之，精粹出蓝。《诗经演》更是对诗经时代温柔而疯狂的缅想。而他每每于西方、中东、拉美文学、历史中撷取诗材，一路飞行，幽灵潜翳，目想心存，纵横四海。
文学岂止是“怎样写”的问题，它也甚有关乎“写什么”。木心作品的视野是世界性的，把题材扩大到了世界，又因中国题材而来得更宽阔。与当代中国的多数作家比，木心更富传统的纵深度；当然，与古人比，我们所有人都多出了现代的维度，木心亦然。
木心为什么会如此钟情并熟稔于西方？这是其人生与创作的必然。木心童年时生活的江南小镇已相当西化。后来，木心散步散远了，去了美国，乃得以周游世界。他的去国远游，对其文学“世界性”肯定是一种催化。外在的“走向世界”与内在的“世界梦”因缘际合，乃自然而必然成就了木心的“世界性”。因这种“世界情怀”，木心的文化背景显得宽阔而复杂，依木心自述，大致可以明晰。而且，“文化背景”只可以艺术创作的某种源头及远景待之，两者的关系不宜做过于明细的推导。与其搜索木心的“文脉”，不如仔细探看他是如何以个体的创造而赋予艺术以新面目。木心与中国古文明的感应是什么呢？就他以为最为本初的宇宙观而言，木心大约最心仪老子。木心的人生观“生命的剧情在于弱，弱出生命来才是强”（《Key West》），也是老子的意思。
虽然多取材于西方，并从西方现代诗歌中汲取了很多艺术手法，木心的诗却并未沦为西方诗歌翻版的“翻译体”，其诗歌的最高趋向仍是东方式的空灵、恬淡。木心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微妙的艺术气质，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的诗注重的是“人间性”、此岸性。他说：“天堂无趣，有趣的是人间，唯有平常的事物才有深意。”（《除此》）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诗人更注重当下的温度和质感。
使得木心诗歌迥异于“翻译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语言。他的诗歌语言是古今对接的语言。木心的诗，在语言和文化品位上走着一条探索之途。不过，木心取法古诗，使用文言语汇尚是浅表之事，更难也更重要的是其句法的紧缩、人称代词及连词的尽量避免、炼字锤句、意象并置等等。在一切表达上，他都竭力地“避熟就生”，这是他语言的基本法。
木心的诗，大量动用了“改写”。《伪所罗门书》中的诗多自外国文学、历史文献中化出，《巴珑》中的许多改写之作，都交代了来源。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人中很普遍，如“集句”。这是严肃的游戏，但我想，其初衷仍当是那超越时空的诗意的触怀。文学史上，对前人作品进行改写、戏拟的例子触处皆是。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从来就是文学创造的基本方法之一，端看如何改，如何化了。
木心写了很多叙事诗，《巴珑》和《伪所罗门书》中尤其多。要写好叙事诗，明智的做法是让叙事在写景、抒情和议论之间蹁跹，至少，叙事成分要格外简明，富于张力。木心深明此义。作为画家的木心，难得的是其诗歌的“电影效果”，他那些融描绘与叙事于一体的诗的视像，是不同画面之间的流转，是拼贴与剪辑。
从形式来看，木心的新诗是自由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分节、分行，皆随遇而安。自作品所呈现的心态观之，木心堪称成熟而沉静的写作者。就年龄看，木心的写作是“老年写作”，但却不难感受其坚稳醇丽的“中年心态”。
成熟的心态，来自个人生活的升华，也是对时代际遇的超越。木心的青少年，时值家园寥落干戈星的时代，彼时的作家，无不为社会与个人，传统与现代等心理冲突所困扰。那时的木心，恐怕也不例外吧。但在遭遇了种种更加凶险而漫长的颠仆困厄之后，恍然间，曾经的茫然无计无以为怀都远去了，从此进入了秋水般的明净。木心不再做种种乱人心意的多重选择，踏上漫漫路途，上下求索，以绝笔的心情，日日写诗。他超越了自怜的感伤、粗浅的怨愤以及种种玩世不恭的把戏。木心的精神底色已脱离“焦虑”，这是一种由成熟的人生与文化人格酿成的诗意之酒。
论才华，现代诗史上，不乏可成大器者，可惜由于个人与历史的诡谲运命，最终能“自我完成”者却寥若晨星。木心之幸在于他终于完成了。他以才华接续生命力，以悲剧精神步向庄严，几乎抵达自己心中理想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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