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一开头就说：“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来到眼前，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价值观。读书人的神经尤其敏感，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不自觉或自觉地追
何文又说：“贺孔才……解放后倾向进步决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献宝国家表示抛下封建包袱告别过去……”
何文还说：“如此的献宝热潮，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在那个家藏古玩如怀抱地雷的年代，化‘私藏’为‘公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以上第三句也许是讲“文革”期间，但何文整个谈的则正是“开国时的献宝热潮”。何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献宝热潮遂告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献宝人“神经敏感”，觉得宝贝放在家里“顿成烫手山芋”，甚至就像“怀抱地雷”，因此，只有“赶快扔出去”，就像“抛下封建包袱”一样，才是最好的选择。请注意“扔”和“抛”这样的字眼。如此说来，当时那些献宝的人其实是出于无奈的，甚至是心怀恐惧的，即使是“自觉地”献宝，也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进步决心”，其实不过是赶紧“扔抛”而已。那么，“开国时的献宝热潮”也就不值得肯定了？那些捐献者也不值得后人尊重了？
我认为，这是与历史事实不合的。
何文提到的周叔?、丁惠康两位，我知道他们的捐献大多是通过他们的朋友、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进行的。我看过他们当时的通信，和他们的后人的回忆文章，都说明他们捐献文物和古籍完全是自愿的，是心情舒畅的，是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
我想举一位当年年岁最大的献宝人张元济为例。他是不必“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的吧。张元济当时除了将以前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珍藏的一些善本书通过郑振铎捐献给国家以外，还多次捐献家藏文物。例如，1953年4月6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信中提到：“家藏元儒谢先生应芳手书佛经六种，书法极精，历六百年金纸如新。藏之私邸，决非长策，合亦献归国有。”“先九世祖讳惟赤于清初中试，顺治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当时领有鹿鸣宴银质杯盘各一事，制作甚精。藏之寒家，适满三百年。……询之友人，传世科第者亦云从未目睹。……此为国家典章数百年之遗物，窃愿归诸国有。”像鹿鸣宴银质杯盘这样的家藏宝贝，如果在极左的年代，是会被看做“封建”的东西的；但张元济当时却绝不是当它为“烫手山芋”，而是作为“国家典章数百年之遗物”而真诚地敬献给国家的。
我还想举戏剧家吴祖光父子为例。从“反右”时起，吴祖光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2003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我的冬天太长了》一书，从书名看就带有“控诉”的性质。而在这本书里，有一篇《241件文物捐献记》，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吴祖光从香港回到北京，就与瘫痪在床的父亲吴瀛商量，怎么安置老父亲几十年颠沛流离中保全的一大批珍贵字画文物。“我对父亲说：‘新中国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世代期望终于出现的一个完全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的理想的政府。这批宝物由我们自己保管、照顾都十分困难。我的意思，全部捐献给国家好不好？’父亲完全明白了，他满面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吴祖光就到文物局向郑振铎报告，请郑到家里来鉴定。第二天，郑振铎就偕同唐兰到了吴家。“郑先生对我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至今，实在难得。’他问我是否与父亲商量过，需要国家付出多少代价来收买？我没有和父亲商量过，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国家付出代价的问题。我立即回答说：‘是无偿捐献。不要任何代价。’虽然那时我出于买房子还有一笔几千元的负债有待偿还。但是我认为人民政府是旷古未有过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不能向政府要钱。”吴先生当时对父亲、对郑振铎说的话，吴先生现在写的文章，无比雄辩地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献宝热潮”形成的原因。
本来，我还想引用郑振铎本人在建国初向国家捐献一大批自己珍藏的陶俑时，写给周总理的一封信。但想想，吴祖光先生的话已经足以代表所有的献宝人了，也就不再去查找郑先生的信了。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的“献宝热潮”，主要是出于人民衷心的爱国热情，是完全自愿的。这是美好的佳话，对捐献者的化私为公的崇高精神更是应该充分肯定。另外，“献宝热潮”似乎也不止“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其后也是有的，不过从规模上来说没有建国初那样密集和巨大。例如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展览厅里，就有不少近三十年来的新的捐献。我们对那些捐献者应充满崇敬。我们不能亵渎那些捐献者的崇高的真诚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