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堆的历史问题面前，不再心烦

2009-02-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程光炜 我有话说

我是一个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人，于文学理论、历史和思想史并不在行。然而，由于专业的原因，这些门类对我的工作非常重要，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使我产生了特殊兴趣。

有人在评价他时说：“海登・怀特不撰写历史，在严格意义上也不研究‘真正的’历史，而把历史修撰甚或历史研究的方法作为他

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所从事的是历史研究的研究”，“他的目的是要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找到共同的结构因素”，“以便在追溯变化中，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对于很多研究文学史的人，这段话好像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很多治文学史的人，都把文学史当作“理所当然”的结果，所谓研究无非是按照早已经“预设”好的历史逻辑拿出许多材料去证明它罢了。当然，这样理解也没有错，否则没有“预设”、“共识”，人们之间就没有办法“对话”了，历史活动要全部停止。不过，作为“历史研究之研究”中人，海登・怀特的深刻之处，他的发现能够激活那些因为过于“成熟”而陷于“停滞”的专业学科的工作。例如，我们今天看“80年代文学”，会以为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因为“文革”而生产出“伤痕文学”，感觉它还不能摆脱社会因素控制，实现“文学自主性”，所以接着提倡“文学主体性”、“纯文学”、“重写文学史”。我们的很多研究，都停留在对这一“现成历史叙事”的认知、重申和维护上。但海登・怀特的理论旨趣与此不同，他认为：“当一个‘事件’通过沃尔什所说的‘类连结’的方法而被置于‘语境’之中时，按照这种分析，历史学家的解释任务就可以完成了。”这是由于，“共同占有一个‘语境’，或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被当作沐浴在普通‘氛围’中的客体。这种解释为这样的主张奠定了基础，即奥尔巴赫所说的‘氛围历史主义’，其倡导者都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当成功的散文唤起人们对那个‘氛围’的联想时，解释就完成了。我们――按佩珀说――可以称这种解释策略为‘语境论’。”这种判断，已经指出了“80年代文学”的“历史建构”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循此眼光可以开展很多有益的继续性的研究工作。

我读这本书，联想到许多问题，例如，如何面对这30年“成堆的历史问题”，如何看待这成堆的问题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制约、暗示和纠缠等等。它还涉及很多具体的研究题目，如思潮、现象、作家、经典化、杂志、文学课堂、城市改革与80年代文学、先锋小说的前史和生产、研究中的认识装置、路遥的边缘化、《新星》与“改革文学”等。这本书进入了我的工作，它因为这种工作而产生了特别的寓意。海登・怀特论述道：“历史话语可以分成两个意义层面。事实与其形式解释或阐释是话语的显在或字面意义，而用于描写这些事实的比喻语言则指向一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历史话语的这个隐在意义包含着一种故事类型。”过去，我们在解释很多复杂的文学现象时，往往强行引入很多批评话语、思潮话语、学科话语，但都不解决问题，至少没有真正进入所研究的问题，问题就在于，这种做法太“绕”了，有时候把自己也转“晕”了。海登・怀特的说法也许并不全面，但解决了一个问题，即找出了一个“进入问题”的方法。他继续写道：“这种历史话语的观念使我们把特定的故事看作这个故事所讲述的事件的意象。而故事的类型则作为一个概念模式，只有把事件比作这个概念模式，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可辨认的结构成分而加以编码。”我们的任务是对“成堆的历史问题”做一点点哪怕是非常微小的“解释性”工作。这就是，发现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类型”，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模式”，最后讲“编码”。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故事把编年史中按顺序排列的无意义的事件改造成假设的发生结构，人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事件发生的内容、地点、时间、方法和原因）。历史话语中的这种故事因素甚至存在于最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共时的、统计学的或跨区域的历史撰写中。这种历史话语如果不是无言地把事件发生的顺序与把那个顺序改造成有意义的问题结构区别开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框架。”读到这里，仿佛心灵的伤痛也得到了某种缓解，仿佛再在图书馆里枯坐，那些问题引起的烦乱，也成为多余的东西了。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