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第五套教材
200名教材“写手”聚京城
1977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广西桂林某冶金系统国营工厂，俄文翻译张秉衡
“刚刚接到南宁来的电话通知，中央来急电点名抽调你去北京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明早就出发。车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看来领导也被这来自中央的调令“唬”住了。
去北京干什么，要去多久？领导一无所知，张秉衡也是一片茫然。他后来成为《日瓦格医生》中文版翻译者之一，是位优秀的俄文翻译家。文革开始前，他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俄语编辑室，编写了多年的中学教科书。1966年，张秉衡随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五七干校”下放到安徽凤阳劳动锻炼。1972年，干校宣布解散，人员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这家广西工厂，从事俄文翻译。5年很快过去了，正当他怀疑自己是否就要一直扎根在祖国南疆时，命运奇迹般地有了转机。
当张秉衡赶回久违的北京，来到指定报到地点――北京西苑大旅社（今天北京西苑饭店），他看到一些熟悉的身影在忙碌着，那是人教社的老领导和老同事。看到大家脸上轻松的笑容，他似乎明白，自己要正式归队了。
这批人在西苑大旅社安顿下来，之后陆续有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他们的队伍中。其中有原人教社的编辑，也有来自全国各大学、中学、小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大家都有几分兴奋，神秘地传递着一个内部消息，“是小平同志亲自批准调我们来北京的”。而来北京的任务则是，在一年多时间内新编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
当时，中国大地刚刚平息十年动乱，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着的教科书却依然是文革时期的产物。
“……通过计算，我们得知贫农张大伯被剥削的利息是33元。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不但用出租土地的方式剥削农民，同时还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吸吮贫下中农的血汗，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起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天堂，像张大伯这样遭遇的贫下中农何止千百万。……（类似的文字后面还有数百字）”。今天的读者能够想象这就是当时学生们手里捧着的《高中数学》教科书的内容吗？其实，这一时期的各种教科书都是如此，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会有大段这样与学科无关的内容穿插其间。而一些文科教科书如政治、历史、语文干脆就取消或者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课文。为了片面突出“联系生产实际”“为工农兵服务”，有的地方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物理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至于学科的基础知识，则零星散乱，支离破碎。
张秉衡和同事们收集来大量文革期间的各地教科书进行研读，一边翻阅，一边摇头。之前的十多年，国家教育系统被严重摧残，没有统一的课程和教材。各地革委会就各自为战，编出来五花八门的教科书。虽有少量严肃认真的作品，但更多的是在极左思潮下产生的“四不像”。最后，大家还是把目光投向距离“文革”最近的一套国家统编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3年编写完毕，曾被认为是建国以来体例最完备、质量上乘的教科书。可是，在“文革”爆发前两年，这套书就因为政治风云而停止使用了。至于“文革”爆发之后，这些以往的教科书更是被斥为“封资修大杂烩”，全部废弃。作为负责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的专业机构，人教社的全体人员被下放“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之后又撤销出版社编制，人员分配到全国各地。
面对这种状况，有良知的人不能听之任之，周恩来总理就曾经为此做出过努力。1972年，得知人教社被撤销建制，原来的社领导班子集体向总理写了一封信，直陈人教社存在的必要，恳请恢复建制。信辗转递到周恩来手中，他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着手恢复人教社。同年8月12日，国务院科教组发出《关于新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通知》并组成筹建组，回调编辑干部。为了不激起更大矛盾，特地用“新建”而不是“恢复”的名义，但筹建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艰难。直到文革结束，只调回原有编辑干部几十人，并且不准编写教科书。
1977年初，邓小平再次复出。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针对基础教育，他指出：“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
根据他的指示，教育部立即着手组织教材编写队伍，并请求中央批准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专家、编辑干部。邓小平很快批准，“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一张张调令紧急发往全国各地，张秉衡和他的新老同事们从各自工作岗位赶赴北京。很短时间内，200多人的编辑队伍集结完毕。
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浦通修，文革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是这次教材编写工作的“总指挥”。他后来撰文回忆：
“各路人马调集北京，首要的困难就是能解决吃住和办公的房子。我们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也没法给编辑干部们找一个安身之处，因为没钱啊，谁也不能让你白住。恰巧有一位领导人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小平同志和一些国家领导人都去了。我冒失地闯到他面前，跟他说了这桩难事。他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过来，说‘马上办，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就这么两句，事情就很快解决了。200多位干部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后来又搬到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正因为这是件邓小平眼中“关键要紧的事情”，上上下下都极度重视。为1978年秋季开学的中小学生奉献一套全新的统编教科书，成为当时教育战线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副总理方毅亲自主抓，教育部为此还特聘了45名各学科一流专家作为教材编写顾问，包括苏步青、周培源、叶圣陶、吕叔湘、吴文俊等等，阵容空前强大。
安顿下来后，编辑干部们很快分头忙碌起来。
“无论家是否在北京，所有人都集中食宿，两三人一屋，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每天几乎都在翻书查资料写教材。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人教社老编审王宏志说。
很快，新的难题又摆在大家面前。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个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这在历史、语文、政治、地理等文科教材的编写中，又是无法绕开的。
“落笔之前的总体编写原则，无法形成统一意见。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很多原则问题没法解决，需要请示。原本历史学界的很多定论在文革期间被“极左”思潮弄得很混乱，大家觉得很多文革期间的用词都无法使用，需要与中央高层统一意识。”王宏志说。
于是，大家起草了一份《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针对儒法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内部的路线、历史教材的下限等问题，向中央进行请示。邓小平很快批示“原则同意”。特别在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他尤其强调：“我的名字不要出现，活人以少宣传为好”。后来这份《意见》及相关的批示，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文献。
但当时毕竟是“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政治气候还有些“乍暖还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极左”思潮的烙印还是可见。比如，在最后定稿的历史教科书中，孔子一章的标题依然是“孔子的反动思想”。而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入选课文的50%以上依然是政治社论、领袖讲话、毛选著作选摘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
当然，随着思想“坚冰”的初步消融，人们也开始表现出敢于表达自身判断的勇气。作家、人教社老编审刘国正回忆，在中学语文教材的最初选文中，编写组拟选入郭沫若的一首词，是反映粉碎“四人帮”的，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人教社老社长、顾问叶圣陶先生看了，表示反对，他说：“粉碎‘四人帮’是庄严的题目，此作却是随便凑合，不甚得体。不能因这首词在电台广播和集会歌唱的时候经常听见，不能因作者的名氏是人所共仰，就把它选入课本里”。不惟名人，不惟权威，只为“真理”，这才是合理的选材标准。
应该说，这就是那个特殊而真实的年代，人们刚刚从噩梦中苏醒，有身不由己的思想“惯性”，也有痛苦的决裂反思。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如此必要。
10万美元购买“知识”
“喏，这批教科书，信息标签都有些发暗了，就是30年前小平同志指示拨专款10万美元购买的国外教科书。”人教社图书馆馆长江老师带着笔者在书架中探寻。这些印刷精美、版式各异的教科书，有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教材。30年前，它们出现在中国，无疑是新鲜事物。第一个翻开书本的人，该是多么眼前一亮。
对于参与1977年理科教材编写的编辑们来说，受意识形态表述的困扰要少一些，但却面临着其他问题。按照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但如何界定先进的科学知识？建国以来，我们除了“两弹一星”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等几项世界前列科技成果，其他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这些信息呢？
当这个情况再次反映到邓小平处，他做出反应“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这里的“外国”，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更特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还亲自指示，在外汇储备紧张的状况下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我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尽快空运回国，供教材编写人员们研究参考。这发生在1977年，似乎可以看作是邓小平最早的改革开放举措之一。
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这些各科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们才发现隔膜了近30年的西方中小学教科书已然“换了人间”。除去一些可预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外，很多内容让人耳目一新，它们直接源自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文明成就，是我们尘封已久的视野很少涉及的。
“1977年9月，数学组给中央写了《教育革命简报》，反映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五个国家都对传统数学知识做了很大改进，充分吸收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在四天后批示：‘我看了你们的外国教材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老编审于琛回忆，当时大量研读这些国外教科书后发现，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这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西方国家达成共识，因为“微积分”的创立被誉为是20世纪数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一些被聘为顾问的数学家们如吴文俊、关肇直、杨乐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如吴文俊就认为，“把较高的基础知识有条件纳入较低的基础教材之内，已是一项提到教材改革日程上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初等微积分应当处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于是，在1978年的中学数学大纲和教科书中，首次出现了“微积分”的身影，这被誉为中国数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虽然，这一步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20多年。
而生物编辑们在美国、英国等国的高中生物教材中，发现从“分子水平”阐述生命活动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生物科学已经进入了揭示生命本质的阶段。于是，建国以来，我国高中生物教科书也第一次跨入了分子水平，介绍了分子生物学的初步知识，阐述了有关生命活动本质的一些内容。
在其他一些学科的教科书中，也纷纷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信息和知识。比如，物理教材中增加介绍了人造卫星、半导体、激光、核能等新技术，还渗透了近代物理学（有别于经典物理学）中一些重要观点。在地理高中教材中，第一次以“人地关系”这条主线来贯穿地理环境的各个要素。
一个“稳定”的经典范本
1978年秋天，全国中小学新生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它们的封面上都印着――“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它自1978年正式出版，直至1980年小学、初中、高中全套出齐。到1993年全面“退役”为止，这套教科书中间虽经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影响了无数儿童少年学子。而高中部分的教材，更是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
客观地说，因为时代背景和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套教科书有难以掩饰的缺陷。中学历史老师于红艳回忆，“我1982年从大学毕业回母校教中学。头几次登上讲台，自信心非常受挫，因为手里的这套教材很难，内容又太多太大，自己都没有把握了解透彻，更不用说教学生了。”但她很快就发现，同校很多老师尤其是理科教师都有这样的反映，1978年这套统编教科书过深过难，让学生和老师都有些吃不消。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一位人教社老编审解释说，“我们有些低估文革十年对基层师资力量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摧残，而且，编辑们也急切地想把更多、更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了”。随后的几年中，教育部先后采取改变学制、调整教学计划、精简内容、降低难度、降低教学要求等多种措施，出版社也对教学大纲及教科书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编，同时也伴随着学校师资水平的逐年提高，情况慢慢得以缓解和稳定。
可是，终归瑕不掩瑜。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回顾这套教科书，如何赞誉都不为过。与之前的十年动乱相比照，它清除了那种非正常状态下教科书中许多谬误的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教育、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上一些不理性的做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对于迅速结束动乱时期教学的混乱状况，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句话，它标志学校教科书真正开始回归“启智育人”的本质。
如果放在更长远的历史河道里来看，78年版教科书还彰显了一种难得的特质――稳定。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1966年的17年间，中国的学校课程教材的发展是曲折坎坷的。中小学课程教材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状态中，从1950、1952、1956和1963年先后公布了5份关于学校课程的指导性文件，教材也随之频繁变动，一套教材使用年限最长的仅有5年时间，前四套统编教材没有一套从始至终使用过一遍。教材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教师中都流行：“年年新教材，年年新教师”。这样的状态，对于教师的成长，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非常不利。
1978年版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情况，在十多年的“服役”期间，它只有局部修订和改编，没有彻底的颠覆。它帮助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找到自身的发展轨道，在与政治和社会保持一定联系的同时，稳定地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动荡后需要稳定和共识的那些年代，它不仅给教育，也透过学校这个窗口给整个社会传递着安稳和踏实。
今天，1978年版教科书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成了人们追忆的陈迹。但它在特殊年代所散发出的青春气息，依然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