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日疾恶如仇，不为势利祸福所动，最恨蒋介石之特务组织。蓝衣社之秘密对人小册子中，把他列入最坚强的反蒋分子之列。
赵先生从他那大量的藏书中陆续找到九本父亲的著作，我虽不能完全看懂，但毕竟得到不少教益，并在我眼前重新出现
了父亲那和善的形象，那渊博幽默的谈吐，还有那在我们幼时经常抚摸我们头顶的温暖的大手……
“路漫漫而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1923年父亲在《楚辞新论》中所介绍的《离骚》名句，用屈原的这句话来概括父亲在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一段经历，倒也有恰切之处。
父亲之所以写《楚辞新论》，是因为胡适先生在北京《努力周报》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于历史上有没有屈原这个人表示怀疑，并分析史料提出“五大可疑”。而父亲分析史料，证明不仅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于当时的文章体裁上吸收“楚歌”的特点，一反当时盛行的“诗经”的四平八稳，创造出楚辞这种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文章，是历史上南派文学的创始人，更由于他大胆责备君主的缺点，而受到历来北派经学家的指责。
父亲大胆赞颂了楚辞，说这是我国早期的平民文学，他认为这种平民文学的作用是极大的。他说楚辞“不久就会流传全国，将这种文学化、音乐化的爱国精神，嵌入国民的脑海之中，使它无论何时都是跃跃欲试，毕竟做了倒秦的先锋”。
这本书曾受到中山先生的赞赏，而在先生逝世后，父亲就是怀着“楚辞”的那种离经叛道精神去“上下而求索”。首先他在北京时，常会见到年青的共产党人陈毅、刘伯承，又和素有深交的李大钊还有陈独秀等有经验的革命家经常聚首长谈，可惜所谈内容没有文字记载。我想这正是父亲“求索”的开端。
1926年（民国15年），父亲受聘为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之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并教授历史研究法，他以唯物史观痛斥梁启超之历史研究法，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学中的第一次讲座，颇能吸引听众。一学期后，东南大学学生中有被捕者，东大校园中立有成、吴二烈士纪念碑，即为那时惨遭杀害的学生。父亲终于被迫离校。
1928年在上海公学继续教书，讲世界革命思想史等课。1930年于右任当了监察院长，聘请父亲为监察委员。于右任是父亲的文学好友。他创办《民呼报》时，父亲为之作过发刊词。父亲对于右任的感情虽然很好，但他对当时政府不满，所以他虽然当了几年的监察委员，但始终没有办过一件事，也没弹劾过一个人。
1931年父亲曾往广东访李任潮先生，那时有政治分会的制度，李任潮领导两粤分会，父亲告诉他：蒋介石不支持，分会不可撤，南京不可往。但李任潮惑于吴稚晖等人之说，不听忠告，还是到南京去了，一到那里就被看押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在上海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彻底抗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第二天，他又将月刊改为《国难晚刊》，每日著文诋蒋介石、汪精卫，后来有特务持枪到报馆搜寻父亲，多亏避匿脱身。晚报终因环境所迫而停刊。
此时，上海民众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对日退让态度甚为不满。上海有影响的人士组织救国会，奔走呼吁，其声势日渐普及海内。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诸先生为主干，马相伯先生、宋庆龄女士均赞成其事，父亲也参加了。
暗中监视之下
1937年日本侵华日益猖獗，南京岌岌可危，父亲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才想到自己家属的安全，急得到处奔波，方得友人帮助，全家才得以坐船到达武汉，并随即设法将全家送往重庆。那时我家住在张家花园可园一号。据母亲说：蒋介石仍怀疑父亲，我家门外常有特务盯梢，后来蒋介石在桃园找父亲谈话。父亲回来说：“老蒋今天找我谈话，我说有人盯梢，老蒋还说不知道。”此后，父亲称病去成都长住，并乘机辞去监察委员职务，以卖字为生，兼任四川大学城内部中文系主任，教授汉以后学术思想变迁史。
1947年当选为四川省乐至县的“国大代表”。那时，他对蒋介石早已看透，只不过借此到江南旧地重游而已，大选投票时，他选的是居正。
父亲平日疾恶如仇，不为势利祸福所动，最恨蒋介石之特务组织。蓝衣社之秘密对人小册子中，把他列入最坚强的反蒋分子之列。
父亲向来在学校及青年当中演说马列主义，但他仅是一个学者，他曾参加过民主革命，在北伐时期追随中山先生，作了一些贡献，但先生的逝世使他中断了宝贵的革命实践机会。而他更多的是在推翻帝制，打倒北洋军阀的前后数十年中，大量著书立说，鼓吹平民革命，帮助有识之士，爱国青年，从祖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中吸取精华，增强信心，投身到振兴中华的时代洪流中去。他所写的《罗贯中与马致远》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他从不满异族统治，发展到宣传唯物史观鼓吹平民革命。是像罗贯中一样，是平民中积极思想的代表。而在40年代以后，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隐居成都；又像马致远笔下，视富贵功名如粪土草芥，有着一种飘然出世，纯洁高尚的人格，又是平民中消极反惑思想的代表。
但父亲和这两位历史人物不同的是：他老人家亲自见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并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省、市人民代表，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兼顾问，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在古稀之年，得以继续研究学术，继续作出贡献。逝世以后，周恩来总理赠送花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遗憾的是，原该早些整理他的生平事迹，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推迟了二十年。不少父亲的挚友和亲人都相继作古，造成整理上的困难。不过就现有的材料来看，他也代表了我们上一代人，默默地完成了历史上必不可少承前启后的工作。
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家
父亲生平爱写诗，可惜我们兄弟姐妹都不擅书法和诗词，手头所存不多，还有个重要原因，因为父亲卖字时，总写自己的诗，写出来就被人买光了，现已不易收集。
关于父亲的字，有些不同的评论：
有人说他是个“怪书法家”。于右任先生说他是“干柴体”，笔笔挺拔，别有一种韵味，是受宋朝朱熹的影响。又有人说他受王羲之的影响动静相间，动若金蛇飞舞，静若灵猫伺鼠。
邓穆卿先生说：“无量的书法，初看偏偏倒倒，似信手涂鸦；再看，在其偏偏倒倒中透出一股天真灵气，单个字苍劲挺秀，列篇成陈则绰约多姿，如再细细玩味，更会见出许多妙处，令人称绝。既有汉魏碑之锢健，又含晋唐帖之秀妮。一言以蔽之：无量那枝出神入化之笔，直熔各家之长于一炉。50年代中，全国名书法家聚北京献书艺，群星?烂之中，无量举第一流。”
看来各种评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也可能是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内容来评价的。对于书法，我几乎是外行，所以只想把父亲刻苦练字的情形回忆一下。记得我们年幼时，每逢放暑假，父亲晚上为别人书写对联或其他条幅横披等等，总叫我们在旁边看着。一边要我们为他磨墨牵纸，一边告诉我们，写字应该笔对鼻梁，大姆指和食指执笔时要能放一杯水压在两指上，写时水不溢出才算合格。还要求手腕不紧靠桌面，这样笔划才有力，字才舒展。每天一大早，父亲起身第一件事就是练字，院子里有一方大平石，约有桌面大小，下面有脚。他先在石上用笔沾清水写，说这是练手劲和笔法。他写后，叫我们也在平石上练写，他就在报纸上写字，每天好几张，如果哪里有字画展览，他老人家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看，一边告诉我们，这里是工笔画，那里是铁笔画。他还经常叮嘱我们，要熟读各种字帖。他的房间里挂满了各种字帖，大多数都不认识，我看到其中有《兰亭序》、《陋室铭》，我就说：“这些我们在学校都背熟了。”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你那是背书，不是背帖。我要你们熟记每个字的笔划，如怎样提笔，怎样顿笔，怎样运锋，怎样勾勒……等等。背熟了，眼睛一闭，字的一切都在脑海里出现，练起字来就容易了。”我听了直伸舌头。这么复杂的字，怎么背法？所以说父亲能写好学，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刻苦钻研，日积月累的结果。
陈毅、鲁迅和其他
威名赫赫的陈毅将军，不仅能征善战，而且写得一手好诗。他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虽然我知道他是我母亲的侄孙，但因他名显位高，不便去拜望他。记得有一次，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一篇记者采访，陈毅市长谦虚地表明，他作诗是跟谢无量学的。
后来，父亲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有一次生病住院治疗，我由沪去京探望，还特地去拜访吴玉章校长，吴老耳朵上戴着助听器，但精神颇健。他很热情地告诉我说：“你父亲虽然年迈，记忆力却依然甚佳，讲授《文心雕龙》很是精采。”
又说陈毅同志很器重我父亲。陈老总年轻时去法国勤工俭学，行前曾专诚向他请教，并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回到医院，父亲也告诉我，陈毅将军很想到他，平时常派车接他去做客。
记得母亲说过，陈毅赴法国之前，曾在一茶馆和父亲长谈。父亲回家后，夸奖陈家这个侄儿最聪明，敏锐果断，将来最会有出息，母亲非常高兴。
陈毅将军在解放初期写过一封信给我父亲，说到1925年在北京香山为孙中山先生送殡，陈毅站在父亲身旁，当时送殡的国民党要员很多，父亲指着这些人对他说：“这些都是长衫者。”意思是说，实现中山先生遗愿，靠这些不能代表平民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陈毅在信中谈到这句话给他的影响很深，事隔二十多年，记忆犹新。
父亲生前曾说：“《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颇为鲁迅所称。”到底鲁迅先生怎样称道这本书，现已无从查询。但我发现在鲁迅全集第八集第25页《中国小说史略》的后记中提到：“于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第一编知唐旧本题庐陵贯本撰粉妆楼相传亦罗贯中作，惜得见在后不及增修。”这是在1924年3月3日校对时写的。此后鲁迅先生在1926年去厦门大学讲授的《汉文学史纲要》的十篇讲义中，都把谢无量的有关著作列为必读的参考资料。例如：第二篇有他的《诗经研究》，第三篇是《中国大文学史》的第二卷第七章，第四篇是《楚辞新论》，第五以后各篇参考书都有《中国大文学史》。
父亲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排行第二，但大伯父早夭，父亲实际上变为长子，对弟妹十分爱护，与三叔感情尤深。我还记得三叔和我父亲一起学习梵文，研究佛学的情景。但父亲只研究佛学，而三叔却皈依佛门，去缅甸传教，成为一位高僧（即艾芜在他的《南行记》中所提到的万慧法师），后未回本国，父亲甚为伤感。幸三叔曾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死后他们还为他建塔立碑，以示怀念，父亲稍感安慰。1941年父亲写给马一浮先生（湛翁）一首诗，记述了这一件事：
舍弟万慧和尚旅仰光言归未果次湛翁韵：
一春□事苦追寻，历乱风花历乱心，
卅载衲衣终去国，普天黔首敢未今。
洪流竟阻板芦渡，虚囿空凄变抑吟。
惭负殷勤豪上老，每看书札感难任。
（自注：“余弟自辛亥春去国逾三十年矣”。）
三叔出国后，四叔又遭遇不幸。他原是蔡锷手下四个旅长之一，系敢死队长，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腿部负了伤，当时袁世凯仍大权在握，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接回家中治伤，终因伤重不治身死。
自此，父亲把对弟妹们的感情，全部集中在几个未成年的妹妹身上。父亲有子女六人，家庭负担很重，他仍把几位妹妹接到上海我们家居住，送她们读书求学。我母亲素有贤慧的二嫂之称，由于她的精打细算，一切都得到妥善安排。
父亲对子女亦非常慈爱，但教管却很严格。我只想说一点，他对平民文学的推崇，在家里也是身体力行的。除了从小要我们读“唐诗”、“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之外，因我是长女，要做出榜样。记得我九岁时，父亲要我阅读《三国演义》，每看一段，都要将故事讲给父亲和弟妹们听。其中有一段讲“木牛流马”的事，我不感兴趣，跳过去没看。到时候，怎么也讲不出来，我急得哭了，弟弟妹妹还来取笑我，父亲不许他们嘲笑，又慈祥地安慰了我。但一定要我看那一段。以后，我就不敢偷懒，把全书看完。
最近，我拜访了我们家的世交，复旦大学的赵景深教授。
赵先生研究戏曲，是卓有成就的老教授，但他谦虚地说：“无量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幼时常向他求教，我在中学教书时，也是依靠了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等著作。”他还说：“辛亥革命之后，我只见到这一本系统的文学史，没有它的帮助，要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中理出一个头绪来，那是很困难，也不是像我当时那样年龄的人所能胜任的。”
赵先生从他那大量的藏书中陆续找到九本父亲的著作，我虽不能完全看懂，但毕竟得到不少教益，并在我眼前重新出现了父亲那和善的形象，那渊博幽默的谈吐，还有那在我们幼时经常抚摸我们头顶的温暖的大手……
（注：文中□处为原稿已模糊）
